第161章 万民的愤怒(二)(1 / 2)
国库的收入上,也出现严重的问题。
元廷的税收种类比较复杂,南北还不一样。老实说,朝廷的税收不重,但底层百姓的负担却很高。
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
明末史学家谈迁说,“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明朝太常寺少卿李开先也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既然朝廷的税收不重,为什么底层百姓却不堪其苦?
这主要是因为地主的田租太重了。
大金、南宋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就很严重了。
大元在吞并它们地盘的同时,也把这个棘手问题吞了进去。但蒙元高层对此却不重视,一直没有认真对待,去研究解决,缓和阶级矛盾。
身为一个佃农,你手上没有田地,要租地主的田种粮、种菜,自然就要向地主交田租。
这田租比朝廷的税,可重多了。
以南方为例,佃农向地主交的田租,基本上按照年平均产量的六成,甚至更多。
大元有几任皇帝,包括元惠宗在内,都曾经下诏,命令江南地主减租。
但由于政治腐败,地方官吏早已和地主富商穿上同一条裤子。这种诏令实际上落不了地,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在人身上,佃农也受到地主的迫害和控制。自南宋以来,地主干预佃农婚姻,奴役其子女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整治。
说是佃农,其实和农奴也差不多。
不但是南方汉人佃农的生活悲惨,北方的蒙古人也是如此。
元宗大德七年,刑部就上报朝廷,说有商人“往往将蒙古人口贩入番邦博易”。从明宗起,这种贩卖蒙古人为奴的现象加剧了。而买家的主力变成了南方的大地主、大富商。
因为受到蒙古贵族的压迫,在史料中记载的蒙古人民起义,也有十多起。但他们的起义都在红巾军大爆发之前,没碰上历史的窗口期,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在法律上,元廷还保护地主。
比如,地主打死佃农只需杖一百零七,赔其家人五十两,就了事。
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官吏会真的下狠手杖打地主的。所谓的杖打,它也分贫富。
还有一点,元廷赋税的征收方式有严重问题。它把赋税外包给商人。
比如,某地计划收的某项赋税是一万两白银。商人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后,把这项收税的任务承包下来。
没有利润,商人会承包赋税吗?不可能的。
商人上缴国库的,确实是一万两白银。但他实际上收到的可能是三万两,甚至更多。这多出来的,便是商人的利润。
元朝承包税收的项目非常繁多,远远超过了宋朝,有包天下河泊、桥梁、渡口之税的,有包酒税的,等等。
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底层百姓的负担。
最后一点,还有地主偷税漏税的问题。
元仁宗时代,元廷曾经试图重新丈量土地,查清漏税问题。结果遭到大地主和地方贪官的强烈抵制。
在一片反对声浪下,这场改革不了了之。
总而言之,元廷收上来的税收不多,但底下百姓却不堪其苦。这是因为地主的盘剥太重,富商从中赚差价,。
以致后来的起义军,大多以“摧富益贫”的口号,发动群众参加。
底层的农民们,每遇到青黄不接或受灾欠收之际,就只好向地主、商人们借高利贷。
一旦还不上,农民就变成佃农,佃农就变成流民。
卖妻鬻子也是平常事。
地主、富商通过勾结地方官吏,继续兼并土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
“富室有敲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阶级矛盾在逐渐锐化!
同时,盘剥百姓的,还有地方的贪官污吏。他们也趁着天灾,大肆侵占民田。
而大元从第三任皇帝起,就陷入无休止的内斗。每一任皇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
大家都在忙着拉拢大臣,争帝位,哪里有心思和时间整顿吏治。历任大元皇帝对犯法官员的惩罚都是过宽的。
所以,大元的政治腐败也是触目惊心的,就连御史们也渐渐在腐化。
高僧们在保护官吏,御史们也在保护官吏。导致后来还出现赈灾钱、赈灾粮被官吏贪污的现象。
“官买田,台不谏,省不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元末这些民谣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乱象。
喇嘛僧侣,贪官污吏,地主富商成了底层百姓的三座大山。
……
话说回来1350年。
这一年,元惠宗和大臣们正在商量治理黄河之事。
对于治河,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但一提到治河的费用,就全都哑口无言了。
很多问题的源头都出现在钱上面。
当时的元廷确实没钱治河。
解决国库赤字的办法通常来说就是四个字——开源节流。
节流,就是要大幅度减少对喇嘛教的供养。开源,自然就是要出台政策,朝地主富商身上收点钱。
但是,大元帝国的君臣们可没有朝这方面想。
他们又走回老路,准备大印纸钞,解决国库赤字,治理黄河。
后来,有些人指责元廷不该治河。这种观点过于偏激了。
九十七年里,黄河屡次变道,泛滥成灾。早该治理了。
问题是治河的钱,不该通过滥印纸钞来解决。
通货高度膨胀造成的灾难,比河灾更加猛烈。
在大元宝钞彻底退出市场之前,元帝国确实通过滥印纸钞,又有了财富。
但是,财富不会凭空出现,只会转移。
假设,帝国里流通的纸钞现在只有百万贯,朝廷突然多印了百万贯。
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一倍,但要交易的货物却没变,这就造成物价上涨一倍。原先要一贯才能买的货物,涨价到了两贯纸钞。
短时间内,朝廷确实是突然有钱了,但天下人的财富却突然缩水了一半。
朝廷印的纸钞越多,天下人的财富就缩水得更厉害。
这既让底层穷人更苦,也严重伤害了地主富商们的利益。
国库没钱,穷人没钱,纸钞攥在谁手里?大部分都在地主富商手里。
朝廷天天在印纸钞,物价天天涨,一部分地主富商很快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个别的地方豪强察觉到天下将乱,便决定起兵反元。
当大富商、大地主开始大力发展私人武装力量时,他们就变成了地方豪强。
元末的起义,是由地方豪强发起,并吸引大量贫民、流民广泛参与的过程。
起义军领袖刘福通、徐寿辉、芝麻李、郭子兴、孙德崖、张士诚、方国珍都是地方豪强。北方后来的大军阀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张良弼等人也是。
没有钱,没有粮,谁跟你干革命?
倒是朱元璋、陈友谅两人出身平民。他们是通过参加红巾军,立下战功,逐步上升到起义军领袖的地位。
总而言之,元帝国对僧侣太厚,对官吏太宽,对豪强太软,而对底层贫民关注太少。
随着地主富商对农民的盘剥过重,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阶级矛盾逐渐锐化,终于在变钞之后,引发了大起义。
“变钞未久,物价腾踊至逾十倍。及兵兴,所在郡县皆以物贷相贸易,公私所积者皆不行,国用由是大乏。”
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是从经济的崩溃开始的。
皇族们生活奢靡,却无力赈灾,僧侣们享有特权,官吏们贪赃枉法,地主们重利盘剥,奸商们哄抬物价。
这一切早就酿成万民的愤怒。
而1350年的那场变钞,终于点燃了熊熊怒火。
元惠宗无法灭火,只好在1368年仓皇北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