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菜鸡互啄（2 / 2）

然而偏就值此关键吃劲的时候，宋军又开始掉链子了，问题不在别处，正是来自当地最高长官、受命节制蜀地一切军政的王继恩。

王继恩自打五月攻占成都之后，就如同完成所有任务一般，停止了各项军事行动，专心致志地留在成都享乐人生。

史载：

“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持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则事恣横。”

王继恩非但自己恣意享乐，还纵容部下败坏军纪：

“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转饷稍不急给，军士亦无斗志。”

在这种上行下效、玩忽职守的合力作用下，张余所部尽管在川东地区屡遭重创，不得已败退至山区，却因此奇迹般的存活下来，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竟再一次展现出生机活力：

“余贼并伏山谷间，郡县有复陷者。”

按说以宋军前期与起义军作战的经验判断，这场平叛战役本身的军事难度并不大，造成目前这种困境的原因不过是王继恩个人而已，处理起来也不麻烦。

再退一步讲，从年初出兵到现在没有完全平定起义，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

不管是哪个角度来看，宋朝都不应进入到不胜其烦、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还是回到最高决策者赵光义本身，此时的他早已不复雄心壮志，极端厌恶和恐惧一切麻烦和困难，因此随着四川起义形势反复，赵光义多次表现出厌兵久战甚至想要放弃四川的想法。

当年八月份，赵光义在与时任副宰相的赵昌言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说出了丧气话：

“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

深知皇帝此举是在投石问路、想要为放弃四川找台阶的赵昌言，马上抓住机会，极力劝阻皇帝别干傻事。

他没有和失去信心的皇帝讲什么大道理，而是就事论事的分析其当前四川的局势和根源，以此来为皇帝增强必胜之决心。

“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国家士马精强，所向无不克，顾此草窃，不足仰烦宸虑，即于上前指画攻取之策。”

这一次的赵昌言对赵光义来说有如黑暗中的灯塔，欣喜之余他当即任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自（王继恩以下并受节度。

先且不论王继恩之前的作死行为是天性贪图富贵享乐还是有意自污以图保全，总之当他已不能妥善平定起义之后，赵光义终于下定决心换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前去代劳，而不再将防备其割据自立作为第一原则。

然而皇帝虽然临时转性了，可深谙皇帝尿性的马屁精还数量众多，赵昌言人还没有走到四川，打他小报告的纸条子就已经满天飞了，有人拿他的长相说事：

“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

有人拿他的生平和家庭说事：

“（赵昌言素负重名，又无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后难治”。

总之，赵光义再一次被说动了，他匆忙叫停了走到半道的赵昌言，让就地驻扎在凤州（今陕西凤县，为诸军声援。

与此同时，赵光义再次派出亲信宦官入蜀，协助并督导王继恩尽快平叛。

从王继恩和赵昌言截然不同的遭遇之中，我们再次确认了一个永恒的道理：

忠诚永远比能力重要，而忠诚的认定永远掌握在上位者心中。

此后平定四川的起义过程仍是一波三折，尽管其间经历了宋军部分精锐禁军杀主将并与起义军同流合污的危急时刻，但好歹运气仍站在宋朝这边。

最终宋朝在当年十一月攻占了起义军最后的据点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俘虏并处决了首领张余。

至此，这场前后持续了将近两年王小波、李顺起义被正式扑灭。

发生在对辽及党项作战不利、处于内外交困当口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对宋朝尤其是赵光义本人冲击巨大。

起义平定后，赵光义本人下了在位期间唯一的一份罪己诏，并在995年元旦将年号由“淳化”改为“至道”。

这是赵光义用过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年号，意为庆幸避免了川蜀地区再次成为割据政权，故而发号改元、与民更始。

尤其可见，平定这场起义对赵光义是多么的重要，搞不定辽国或者党项，起码还都属于外部事务，尚有借口来甩锅。

若是连内部叛乱都无法处理，使得国家再次走向分裂，那赵光义可就真的没有脸面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

起义平定后，赵光义也随即对之前的治蜀政策进行了调整：

他任用能吏张咏主政蜀地，撤销了“博买务”和酒类政府专营，减轻各类税赋，降低官盐售价，并对产生了王小波的茶叶从业者进行重点监控，实时动态调整相关政策，这一举动对于安定蜀地产生了积极作用。

后来随着百姓休养生息，蜀地的经济一度又恢复快速发展，并随即产生了“货币荒”，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货币性质的纸币“交子”的产生。

然而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来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

一方面，尽管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四川的地主豪强阶级，但宋朝并没有在这之后着手处理土地兼并这一压迫农民阶级的核心问题，其各项政策调整的本质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另一方面，四川当地的治安形势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外来的各级军政要员仍有不少停留在征服者的思维惯性，只不过在前车之鉴的影响下，他们的矛盾焦点由对百姓转向了对内互撕。

后来的几年里蜀地也先后发生了几次驻军内部的兵变，只不过因为不涉及百姓、缺乏动员基础，这些兵变规模较小，也都迅速被解决掉了。

不过话说回来，北宋前后16余年的历史里，没有发生过一次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影响较大的除了末年江南地区持续了1年的方腊起义之外，就要数宋初的这次王小波、李顺起义了，从时间上来看接近两年，还要排在榜首。

个中之原因除了历代宋朝统治者较为有力的动态治理调控之外，离不开赵匡胤时期定下的强干弱枝基本国策，缺乏足够暴力机器支撑的地方，很难产生匹敌中央的力量，这些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