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七章 用心险恶（1 / 2）
“大王,杨玄感已经兵临东都城下,明日即可抵达上春门,而其选锋军更是势如破竹,明日定可杀至东太阳门。”韦云起步步紧逼,“贼帅韩相国势不可挡,今日再度推进,距离西太阳门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与杨玄感夹击皇城。这种危局下若瞻前顾后,任由皇城一团混乱,则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则东都沦陷,所以大王没有退路,唯有杀伐果断,一剑定乾坤。”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无懈可击。试想就连裴弘策这样的中央大员打了败仗全军覆没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依旧高居官位,依旧权势倾天,那其他官员打了败仗就更没事了。既然打败仗没事,那家为何还要浴血奋战、舍身赴死？如此则越王没有权威,中央没有权威,留守府更是摆设,所有命令都很难得到执行,即便执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阳奉阴违,结果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迹,而不是奇迹。
同样的,杀杨汪的目的也是一样,如果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者,甚至有证据证明参与了叛乱者,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没有性命之忧,那其他人违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叛逆之罪都不杀,我不过消极怠战,或临阵退缩、或打了败仗,那就更不算什么了。既然违法乱纪都没事,都无性命之忧,那谁还愿意遵纪守法？谁还愿意遵从命令誓死奋战？如此军纪涣散,士气低迷,大家都无心作战,东都如何坚守？皇城又能坚守几天？
大佬们面无表情,各自权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给他们思考,韦云起的“出击”时机选择地非常好,如果大佬们迟疑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东都失陷之日,而东都如此“神迹”地失陷,首先就把越王杨侗和他们这帮大佬统统送上了断头台,其次东都势必被接下来的连天战火所摧毁。
西京的目的本来就是摧毁东都,东都失陷得越早,对他们就越是有利,所以韦云起并不虚张声势、虚言恐吓,而是真正的要挟。你们帮我杀了裴弘策,我报了仇,你们守住了东都,大家互利互惠,何乐而不为？反之,你们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东都,而失去东都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了,韦氏此举把越王杨侗等人统统拉下了水,日后清算之刻,关中韦氏固然要与河东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杨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鱼之灾,这等于无偿帮助韦氏分担了一部分来自河东裴氏,甚至来自圣主和改革派的打击。然而这个损失与东都失陷的损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们的选择是唯一的,只是,他们必须要考虑,一旦他们支持韦氏,与韦氏联手杀了裴弘策,得罪了河东裴氏,得罪了圣主和改革派,之后东都还是失陷了,他们还是要承担东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于是“大佬”们就不得不恶意地揣测韦氏的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东都,还要利用这场风暴摧毁圣主和改革派,彻底终结改革,那也就意味着这场兵变很快就会演变成皇统大战,统一大业可能就此崩溃,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国祚可能就此败亡。以此来倒推,那现在韦云起要挟他们联手诛杀裴弘策,实际上就是以迫使他们与圣主、改革派和河东裴氏翻脸,来达到绑架和策反他们的目的,继而挟两京所有保守力量来对抗圣主和改革派,颠覆国祚,摧毁改革。
“大佬”们犹豫了,未来利益的不确定性让他们难以抉择,但就在这时,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以临阵逃脱的罪名斩杀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诛杀杨汪。”
一石激起千层浪,元文都的公开支持,顿时让两难之中的大佬们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天平骤然失衡,几乎在这一霎那,大佬们都做出了决断,与元文都一样的决断。关键时刻,跟着元文都走,跟着虏姓第一豪门走,跟着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虏姓贵族集团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会错,甚至还能从中牟利。至于元文都为何支持韦云起,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做出选择,“大佬”们无一例外地选择性忽略了,因为元文都是中枢实权大佬,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根本毋须探根寻底。
“某同意御史台的建议。”左监门郎将独孤盛也表态了。
于是“同意”之声四起,裴弘策和杨汪的性命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越王杨侗很害怕,很紧张,脸色苍白,目光不停地在杨恭仁、杨浩和崔赜的脸上转来转去,期望有个答案。现在除了他们外,就剩下樊子盖和几个山东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员没有表态了,形势基本上一边倒。
樊子盖独木难支,这个“坑”又是他自己挖出来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件事上他已失去话语权,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对意见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态,保持中立。
而越王杨侗的态度实际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东豪门的态度,如果宗室和山东豪门联手反对,越王杨侗拒绝下令,韦云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但关键是韦云起已经做出了威胁性的暗示,元文都、独孤盛等人又支持他,这种情况下东都如果失陷,越王杨侗和杨恭仁等人必将承担全部责任。
杨恭仁保持沉默,杨浩紧随其后闭紧了嘴巴,但两人始终关注着崔赜,目光有意无意都落在崔赜的脸上。这件事宗室必须最后一个表态,而从目前局势来看,若想保住杨汪,就必须寄希望于崔赜,寄希望于山东人的坚决反对,唯有形成了“正反”两种意见,宗室才能掌握主动,才能从断头台上抢走杨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