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章 一些变化(2)(2 / 2)
只要军攻占南京,可以说整个江南便落入国民政府掌控,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北洋军和军的南北对峙。
张作霖的奉军实力虽说很强,装备精良,但军士气如虹,一样有着必胜的信心。但问题是,如果以南北论,吴安平的解放军也是北方军队,而且从战果看,实力不逊于奉军,所以解放军如果作壁上观还好,一旦倾向哪一方,或干脆在双方两败俱伤时趁火打劫,那无论对奉军和军都有倾覆之虞。
另外,奉军在河南也正倾力南下,已对豫南及鄂北的军形成战略优势,如果军抵挡不住攻击,两湖丢失的风险也很大。唐生智已将自己当做“湖南王”,他虽大肆扩充自己的直属第八军,但自知不是奉军的对手,拼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一心攻占南京,却根本抽不出多少增援部队。
军事方面的变化如此,政治方面,主要是国民政府一边,更是变化纷杂,莫衷一是。
在国民政府内部,北伐之前其实就存在着三个阵营,以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共产党、苏联顾问为一方的第三方左派;以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由于蒋介石有战败商团、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第二次东征之功,又控制着国民军的军权,所以在三方阵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北伐开始时有八个军,分成两个主要军事集团:武汉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军为主。武汉由于有宋庆龄、邓演达、徐谦、汪精卫等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南昌军队战斗力较强,蒋介石又是总司令,后来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军事和财政上占优势。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纷纷清理内部的不可靠分子,争取中立者。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两方矛盾也很大。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之联合,又该怎样应对这种在西北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问题很多,新情况不断涌现,如果找不到新理论和新方法,那么共产党在西北的发展,还真不是很乐观。至于吴安平,虽确实属于大资本家,同时又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但其开明,能容忍各种异见,并且施政极受拥护,如果冒然与之决裂,反而会引发群众的不满。这时候,又该如何协调立场?
刘伯坚、宣侠父虽然受到批评和指责,但他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却极受重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说,要拔除吴安平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就必须先对其有所了解,而对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择东乃至陈独秀来说,也对原本能力超强的刘伯坚、宣侠父居然在西北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感到疑惑和好奇。
李大钊到西峰来,虽然主要是出自个人意愿,但很大程度也是觉察到,西北可能对中国政局构成重大影响,而从刘伯坚、宣侠父的表现看,似乎西北对共产党也有着一些特别意义。
无论大情势如何发展,变好或变坏,细想一下,似乎独有西北安居在这变化之外,也就是说,西北问题肯定会长期存在。现在的局势看不清摸不透,还不如到西北来,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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