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章 风云上海滩(17)(1 / 2)
吴安平和夏听白径自取车,驱车回了刚买到手还没一天的某栋花园别墅。这栋别墅就位于公共租界,倒省了进出的麻烦。既然华界的示威队伍正在冲击租界,还是省一事是一事为好,没必要主动去找麻烦。
租界内的街道上,示威也仍在继续,只是确如在大上海餐厅听到的那样,已经失去了组织,只是一些两三百人工人和学生队伍,在和巡捕们对抗。但凡酒瓶、石块、树枝等等易得的东西,都被当做了示威民众的武器,朝着巡捕和骑巡投掷。只是这样的武器,自然没什么威力,所以一路所见,很多人都被巡捕抓了起来。
传单撒得到处都是,却大多被碾压进车底。有示威的学生,试图将传单撒进车厢之内,只是吴安平早有预料,紧闭了车窗,这才免了麻烦。他已经看到,前面有些车,车窗留了缝隙,传单扔进去,因为来不及处理,还没前进多远,便被巡捕拦下,司机和车主似乎百般辩解也无用,都被当做参与示威的人带走了。
天色愈发阴郁。一是雷霆轰隆,落雨的征兆愈发明显起来;二是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照往常看,天色也将擦黑了。
一路行来,所见所闻,让吴安平感慨、惭愧乃至佩服。
他知道这样的活动,肯定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的,虽然一旦租界当局强硬以对,便难以发挥如在汉口、九江一样的效果,但无论如何,一腔热血,无畏无惧,哪怕稍显狂热,都是值得敬佩的。在当下的中国,所普遍缺乏的,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勇气。过于理性,虽然有时看似有谋有略,但有时实际缺了气势,也误了时机。
吴安平和夏听白讨论过,都认为如果此时国共两党能同心共力,应是最好收回列强在中国租界、租界地以及海关、法外特权的最好时机,而无需等到二十年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说得再恰当不过。布尔人都能让大英帝国焦头烂额,四万万中国人如果铁了心抗争,又有谁能降得住压得服?
可惜的是,近百年的屈辱史,让国人过于畏洋,而连市井混混都知道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道理,一些大人物都想不透想不清。当下的一场灾荒,就动辄能死百万千万人,若将这些人武装起来,让他们更死得其所一些,哪怕只是发一些老套筒,又能有哪一国敢跟中国拼这样的消耗?
战争潜力,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潜力。
吴安平想得很多,也有些出神,以至于数次都是夏听白提醒,才勉强没有出现交通事故。当汽车沿着外滩行驶一段,又转入另一条街道时,天空突然响过一串炸雷,“咔嚓嚓——轰隆隆——”,接连个响。雷声将吴安平惊醒过来,他透过挡风玻璃朝前看去,发现上海的或许是第一场的春雨,终于来了。
同样在这天下午,有许多人和吴安平类似,也突发着许多感慨、迷惑乃至欣喜、愤恨,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情绪,实际却是因吴安平而引发。
在上海南面的龙华镇,国民革命军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参与对西北应对之讨论的,已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也不仅仅再包括进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军队领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以及掌管党务的中央组织部代部长陈果夫、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的机要秘书陈立夫等。
特别会议由蒋介石召集,在座都是大人物,陈立夫身份稍次,就担任记录的书记官。
收到吴安平信的,除蒋介石、白崇禧外,还有蔡元培、张群、吴稚晖、李济深、李宗仁、宋子文这六人。开会之前,这六人先看过了信,也都互相又交换,算是全面了解一下吴安平的说辞。而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信,自然也经过一轮传阅。
吴安平或许想不到,这些人中,对他的意见最无视和最反对的,反而不是蒋介石、白崇禧、李济深、李宗仁这些横跨军政两界的人,而是吴稚晖和蔡元培两位,宋子文则只是从财政角度出发,认为如果接受吴安平金融方面的建议,则各有利弊。唯一一个到过西北的,是张群,他是坚决认为应该与西北妥协的。
孔祥熙是被邀来分析吴安平的上海投资计划的,但具体计划现在吴安平还没有提供,他只能试着说一下那个“三年三亿银元”的许诺,是否有实现的可能。陈果夫应该是最惨,他掌握党务大权,其实职权涉及一些情报工作,因吴安平信中所述,对先前国民党的事情似乎知之甚详,包括一些极机密的事,所以他被叫过来接受检讨及严肃批评。
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人,都是党内军内的派系领袖,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说白了,都是权力场上的人物,考虑事情出发点很多,衡量利弊,既愤怒于吴安平悍然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事宜,又忧心一旦交涉不谐,或会引发连串巨变,致使北伐好不容易形成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而且,虽说现在国民党内除唐生智的湘系外,其他诸系都在支持蒋介石和武汉中央对抗,但毕竟各有各的小团体,小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加以考虑,所以一番议论后,他们反而是觉得应该与西北妥协。
正如李济深所说:“我们从未重视西北,总认为西北偏居一隅,对国民政府的北伐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至多不过是瓦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使我们再向北攻失去一大臂助。然而,通过张总参议的描述,我们应该发现,西北实比奉系还要可怕。而且不要忘记,正因为这样,西北的立场实质还能影响到阎锡山及张作霖方面的态度。”
“如此格局,我们已经居于弱势,不妥协又能如何?难道眼睁睁看着南北分裂,或更进一步,坐等由北统南的不成?何况,健生的分析很在理,吴安平根本不用与我们直接对抗,只要其摆明立场支持武汉中央,并稍微给武汉一些助力,国民政府就将变得四分五裂。就算共产党反对,汪兆铭我们都清楚,他是绝对乐意走这一步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真正的金融专家,此时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睦。
他是追随正统的,赞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对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很反感。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谋划失败后,又极力筹划东南,准备与武汉中央分庭抗礼。于是,宋子文这时便被派到了上海,目的有两个,一方面劝告蒋介石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为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中央有可靠的经济来源。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很迅速便与上海金融界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要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介石的视线,蒋介石见他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说,并派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介石意识到宋子文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
于是,蒋介石命孔祥熙和宋霭龄加强劝说。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子文感到恐惧和不安。
本来宋子文还没加入蒋介石一方阵营,也没有对分共清党之事表示明确支持,按说龙华镇的会议是不应让他过来的。但是蒋介石一方面想争取宋子文,将自己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整理融洽,另一方面又需要他帮忙分析吴安平的金融提案,就顺势将他也请了过来。
其中也另有一层意思,便是说“瞧,连千里之外的西北王想和国民政府商议事情,都来找我蒋介石,而不是找武汉方面,明眼人都知道形势在哪边,你又何必一直耿耿,要追随那个虚弱无力的武汉中央呢?”
这些事情,宋子文或许不了解,或许又猜到一些,但此刻都连同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一并被丢在了脑后。看过吴安平给他的信,他被其中关于联合发行法币的事吸引,脑子里再容不下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