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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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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

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猪脑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不敢去杨朔铭的后院骚扰,却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湖南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淫、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民意,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汹涌的民意面前,竟然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对张敬尧和唐天喜在湖南的混战毫无作为!

北京政府的行为让湘籍士绅、学子乃至普通民众对北京政府极为失望,湖南人民不甘于被*的命运,选择了“武力驱除张唐”的道路,自行组织武装进攻张敬尧和唐天喜,本土一些湘军也加入了进来。在张敬尧唐天喜部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以锄头扁担为武器,截断交通,夺取辎重,湘军所至,民众主动供应补给者络绎不绝,“输卒纠聚自如,给养望屋而得”,使张唐匪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

在驱逐张敬尧唐天喜的武装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湖南人民自发提出来的“湘人治湘”,也提上了日程。新任湖南省长谭延凯发表全国通电,公开提出“湘人治湘”的理念:“各省自治,为吾民共同之心理,……湘人此次用兵,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一致决心……凯及全体人民,……爰本湘民公意,决定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公布实行。”

谭延凯稍后又多次全国通电,宣布“湖南自治”,并提倡全国“联省自治”;并邀请湖南各界名流及各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湖南自治”的大计。

谭延凯之所以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湘军假使能够驱除张敬尧和唐天喜,也并无保全湖南全省的实力,张敬尧属于段祺瑞皖系的老人,而唐天喜已经表明了效忠皖系,驱除张唐无疑已经得罪了皖系,因此谭延凯不得不以“联省自治”的办法来抵御,并打算用全体湘民的公意,将皖系的武力阻止在省门之外;再者,杨朔铭的赣军已经平定两广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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