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零八)财政部长杨朔铭(2 / 2)
“是啊,这沙尘暴可不是闹着玩的。”樊耀南说着,也坐了下来,“不过,这飞艇在天上来去自如,倒也方便。”
“方便归方便,但这造价也着实惊人。”杨增新说道,“听说一艘飞艇的造价抵得上一艘军舰,还不算这停泊之场的费用,这东西对他们年轻人来说,是新奇好用,但与民生发展,却未必有什么助益。”
听了杨增新的话,樊耀南在心里颇不以为然。曾经留学*的他思想眼界远比杨增新为高,只是碍于上峰的脸面,才没有贸然反驳。
对于杨增新在*搞的这个“无为而治”,樊耀南其实在心里并不赞同。
“来了!来了!”教务厅长张纯熙突然象是看见了什么,指着远处大叫起来。
此时坐在椅子上的杨增新并没有动,他伸出了手,一位侍卫官将一幅望远镜递给了他,他接过来放到眼前,向张纯熙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几艘如同雪茄烟的飞艇的身影。
杨增新将望远镜交给了侍卫官,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的纷纷站起身来,而是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起神来。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和这个自称“杨门后辈”的人打交道,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行。
不知过了多久,航空塔外的人群便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杨增新睁开了眼,看到飞艇正缓缓的接近航空塔,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操作,让巨大的飞艇和航空塔对接。
很快,对接完成,栈桥也已经搭好,杨增新这才站起来,拄着拐杖,率领大家迎向出口。
当一身军装的杨朔铭出现在门口,热烈的掌声便响了起来。
杨朔铭微笑着和杨增新寒暄了一番,又在杨增新的介绍下和迎接的*官绅名流见礼,然后和杨增新并肩而行。
杨朔铭和杨增新及众人一并离开了航空塔,乘车前往省行政公署,然后杨增新便设宴为杨朔铭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之后,杨增新便和杨朔铭攀谈起来。
“瀚之此次去哈萨克诸部,收获想必颇丰。”杨增新不经意的看了一眼杨朔铭娶回来的那位“哈萨克公主”,笑着问道。
“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去看一看,才知道。”杨朔铭笑着说道,“哈萨克和*,我都是第一次来,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我华夏西北边陲,有如此美丽风光。”
“京里的总统选举结果,瀚之想必已经听说了。”杨增新说道,“徐大总统得以当选,杨某欣喜不已,日前已向徐大总统致电恭贺。”
“徐大总统为北洋名宿,于总理任上又兢兢业业,甚孚民望,此次当选,实为众望所归。”杨朔铭说道,“此次总统选举,开一代之先河,对我中华民主政治之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杨增新听到杨朔铭说出了“民主”一词,眉头不自觉的微微一皱。
“我听说徐大总统任梁卓如为国务总理,各部也多有任命。”杨增新话头一转,说道,“此次竟然是瀚之担任财政部总长,我可是着实没有想到。”
“徐大总统知道我对发展实业一向兴趣浓厚,所以投我所好,才有如此任命。”杨朔铭笑着说道,“其实理财并非我所长,从欧战结束到现在,我自己手里的钱,有好多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呵呵。”
“我倒是知道瀚之的钱去了哪里。”杨增新想到了自己在迪化街头看到的那些坦克和刚才的巨型飞艇,他看着杨朔铭,笑道,“这飞艇、飞机、坦克、火炮、枪械,不都得钱么?”
“*为国家西北屏障,国之重地,以前建设投入资金不多,以至于发展滞后,这一次我当这个财政部总长,希望能对*的发展有所助益。”杨朔铭说道。
“噢?那敢问瀚之,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樊耀南听了杨朔铭的话,有些急切的说道,浑没注意到杨增新有些不满的目光。
“要致富,先修路。商路通畅,民生才能富裕。”杨朔铭说道,“我准备把*的铁路和公路都修起来,当然,还有这‘天路’。”
“‘天路’?”樊耀南听到杨朔铭的回答,不由得愣了一下,但他很快便明白了这“天路”指的是什么,不由得连连点头。
杨朔铭注意到了杨增新脸上表情的异样,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叹息了一声。
在酒宴结束后,杨朔铭主动要求和杨增新单独谈谈,杨增新欣然答应,二人于是在一间密品茗长谈。而谈话的内容,则外界无从知晓。大家只知道这次长谈的结果,是杨增新放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无为而治”,让*开始了新的历史。
这次历史性的会谈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测,据樊耀南事后回忆,二人的谈话,一开始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友好,在谈话中一度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心平气和的达成了某种约定,而从那一天开始,*便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一个月后,杨朔铭乘飞艇回到了北京。
而在他宣誓就任中华民国财政部总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财政部下设“经济调查局”。
而正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机构,却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华夏联邦调查局”的前身。
历史上,中国的“红色恐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便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1922年,俄国革命家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人士进入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发生了各种激烈的革命行动,从罢工到爆炸暗杀。在1919年便有一张典型的中国政府制作的宣传海报,留着大胡子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炸毁中国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以此来警告民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性。
在一些中国官员的印象中,杨朔铭就是一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端仇视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刚刚离开军界,因为他卓有成效的打击敌对势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使他在不到30岁就成为了财政部总长,并掌握其下属的“经济调查局”长达四十年之久。
因为这种敌视,当后来中国出现第二波“红色恐慌”的时候,杨朔铭又采取了和二十年代类似的秘密措施,窃听,列黑名单,渗透以及散布谣言等。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再也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最高法院限制*门起诉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有主义者,他的强硬非单没有像前一次那样为他带来声誉和前途,反而引发了诸多的争议,虽然他主导的这些秘密措施直到1968年才被公开,当时外界,从媒体到政界,已经开始有声音质疑他的行动是否涉及违法。
不过在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杨朔铭的形象一直不错。如果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去新闻博物馆参观,在里面有一个房间,专门展览了不少当年的经济调查局办过的大案,而所有这些案件,都和杨朔铭有关。在杨朔铭时代,负责刑事案件报道的记者们日子非常好过,他们只要待在北京,等着公关部发布消息给他们,安排采访行动的场面,就可以写出一篇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当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记者在职业操守上应该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有意无意的充当了杨朔铭的传声筒。
杨朔铭的口碑好,是因为他让民众觉得,因为他的强势,让中国的治安变得更好了。在这一点上,杨朔铭确实专业水准很高。他建立了全国性的指纹档案,设立了罪案证据鉴定部门,对于调查局探员的选择,要求相当严格。而最重要的,是他扩充了调查局的执法权力。他之所以在1935年将其升级并更名为华夏联邦调查局,就是因为在追捕和枪杀那些著名的跨省抢劫犯行动的成功,赢得了公众的支持。加上他在那个时候对于公关宣传的敏锐,很快,民众把调查局探员视为英雄,而在这之前,诸如抢劫银行的罪犯和江洋大盗们,被不少中国民众当成劫富济贫的英雄,就连上海滩都把这些大盗们拍摄成反对封建统制的正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