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二十四)游行（1 / 2）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样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日本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卖国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卖国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霜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日本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霜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典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日本，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典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典的评价，曹汝霜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棋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棋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棋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段棋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棋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棋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棋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此，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棋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棋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霜，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霜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日本政府有意资助段棋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棋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棋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日本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霜说的那样，是想利用日本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棋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卖国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棋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谈霜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妒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睛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姓胳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蒙古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达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