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六章：解读太宗（1 / 2）
（本章回顾李世民在位期间对佛、道两教的态度和政策。不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跳过。）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李世民，是如何看待宗教的呢？
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他的女人，长孙氏。
长孙氏小字观音婢，观音菩萨面前的婢女。
杨广是总持菩萨，她是菩萨面前的婢女。
不过，以当时她的家境来说，能成为菩萨面前的婢女，已经是高攀了，已经是一种奢望了。
作为大男子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李世民一生唯恐让长孙氏生气不愉快。
长孙氏信佛，李渊又在佛前为他祈祷，他信佛吗？
在李渊接受他的家族是李聃的子孙之后，他信道吗？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早年的李世民对佛道基本是两头不得罪。
后来做了皇帝，也是两方面的人都有，例如近臣中，萧瑀、虞世南、张亮等崇佛，房玄龄、魏征等偏道他都能一律包容。
就其本心而言，糅合了道家“清静无为”政治思想的儒家“民本”、“王道”理论对其施政影响最大。更为重要的是，道士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李世民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
从历史上来看，道士似乎有装神弄鬼参与高层政治的癖好。
即便是好佛的隋文帝杨坚在夺取政权时，也有道士张宾、焦子顺“当高祖龙潜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
隋末天下大乱，道士们更是上窜下跳，各找主人。东都道士桓法嗣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则寄希望于李密，时为道士的魏徵亦“进十策以干密”。
然而更多的道士看好李家父子，其中以楼观歧晖和茅山宗王远知为代表。
歧晖早在大业七年，即宣称“天道将改，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
大业十三年李渊起兵至蒲津时，歧晖兴奋异常：“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于是改名平定，派道士八十余人接应，并尽观中粮以资助唐军。
李世民与道士们也没有少来往。
在平王世充的洛阳会战中，他与房玄龄微服拜访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
此人高干家庭出身，其祖为梁江州刺史，父为陈扬州刺史，见过陈宣帝，也与隋炀帝关系亲密。大业七年，在涿郡临朔宫会面时，杨广还执弟子礼。
不过老头虽与杨广打得火热，但私下也与李渊勾勾搭搭，唐兴后李渊因其曾密告符命而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
估计是皇帝和皇子们见多了，知道这帮人的痒筋何在，于是这次李世民来访，老家伙再次玩起密告符命的把戏。
史载，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在如实告知身份后，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
这个马屁可谓拍到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也给他在与东宫即将白热化的权力争斗中贴上了天命标签。
可以想见，房玄龄回去添油加醋地在谋士和老粗们面前渲染一番，无疑会大大坚定大伙们跟着秦王混的决心。
另一个道士滑州人薛颐，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武德初年进入秦王府，也曾私下对李世民说:“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
武德最后几年李世民虎落平阳，困在长安被整成那个样子，部下也未离心离德，例如尉迟敬德宁可冒着遇刺风险也跟定他，张亮搞秘密活动被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都没把秦王卖了。
这里面虽然有李世民个人魅力的因素，但道士们的洗脑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细节也揭示出李世民与道士们来往是如何密切。
武德末，李渊下令不准秦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接触。发动玄武门事变前，房、杜二人是化装成道士才潜入秦王府的。
由此可见，当时秦王府正常就应该是道士如云，以至于在这关键时刻多出个把道士都不会引起东宫探子的注意。
比较起来，当年曹丕用大筐丝绸把吴质抬进抬出，还被城管给突击搜查了一番，虽说有惊无险，也实在是太费事了。
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对于为他夺权出过力的，无不关怀备至。
登基后，对王远知“将加重位”，但王远知“固请归山”，只好在贞观九年于茅山为他置太平观，并专门颁诏大大吹捧了一番。
对另一个劝进的薛颐，则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并在醴泉县九緵山为其置紫府观。
此外，贞观二年李世民还为衡岳观书额，请张天师惠朗度道士四十九人，又为桐柏先生王轨建华阳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道士秦英祈祷，建西华观。
佛教当然也曾为李世民出过力。
例如，与洛阳方面作战时，少林寺僧众就曾施以援手。
李世民也写了表彰信表明对佛教的爱护：“我国家膺图受录，护持正谛”，“德通黔首，化阐缁林，既沐来苏之恩，俱承彼岸之惠”。
但是相比道教，以法琳为首的佛教势力在李世民的私人问题上却站错了队，基本上偏向太子建成，因此不讨他的欢心也就很正常了。
然而，佛教思想却对李世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说道家思想融入李世民的治国理念之中，那么佛教文化就融入了李世民的人文气质之中。
这是因为，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很快有所分化，面对下层民众以“地狱”、“来世”为核心概念进行宣传，而在精英知识分子中，则更多以玄奥的哲学思辨来吸引眼球。
无论是否信佛，作为贵族文人，必然不知不觉地受到佛学思想的熏陶。李世民虽然出身军事贵族，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文人气质，而这气质中则有着若隐若现的“佛根”。
观李世民诗歌，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空”竟然是这位少年得志的军政奇才诗作的关键词。
目前《全唐诗》录其诗九十吧首，直接以“空”字入诗的竟高达二十首。
例如，《重幸武功》：“瑞气荣丹阙，祥烟散碧空”、《过旧宅之二》：“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秋日学庾信体》：“飒飒高天吹，氛澄下炽空”，《咏雨》：“朦柳添丝密，含吹织空罗”等等。
另一个频用“空”字的诗人乃是号称诗佛的王维：“空山不见人”，“夜静春山空”，“空山新雨后”等等。
最有代表性的乃是李世民的《咏兴国寺佛殿前幡》一诗。
“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回，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在描绘了幡的千姿百态后，李世民一语道破:其本性无自，一切皆空幻。
很明显这是佛教中观论的“色即空”的思想。
此诗由幡之动而悟空理，虽然还没达到六祖慧能“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的牛逼境界，但也已远超俗见。
太宗诗文中不仅有怅惘的空幻，更有随遇自适、万物无常的思想。
在类帝王诗中，往往少不了自吹自擂、壮怀激烈，对已死或未死敌人的诅咒，以及对王朝武运长久的祈祷。
但李世民却在描绘当年情境后迅速转入一种“入定”般的境界：“一挥氛畛静，峰雾抱莲昏。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没有赫赫武功，没有武运长久，也没有慷慨高歌，有的只是沉静、空惘和肃穆。
峰、莲都是佛教中常见的象征之物。
诗文中处处出现的此类思想痕迹，很难用一时的附庸风雅或故作高深来解释。可见李世民确实对佛教经典有过深入研读。
佛根也好，道缘也罢，一切个人偏好都要服从政治需要。
作为君王，李世民在《慎所好》中明确点出，为了国家利益，“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因此，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只能是被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武德九年五月，李渊下《沙汰佛道诏》后，佛教即将面临一场沉重的打击，然而也是命不该绝，转过月来玄武门之变爆发。
控制了政局的李世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下，立刻取消了沙汰佛道的诏令，在以李渊名义发布的《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诏》
其中，特别指明：“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以争取佛教徒的支持。
即位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仍然继续利用佛教，对佛教表现出宽容甚至是礼敬态度。
他曾舍太和宫为李渊立龙田寺，舍通义宫为尼寺，下诏在各战阵处修建寺庙，追祭亡灵，敕令为章敬寺设斋行香，开译经馆翻译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