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七（1 / 2）

大事记：

1859年9月16日(咸丰九年，袁世凯生于河南省，袁世凯出生于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1879年（光绪五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当时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据传袁世凯将围园杀后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地方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加以驱散，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官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即现在的山东大学。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2年（光绪二十八年，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5年（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和袁世凯一起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军事上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的控制之下。5月13日袁世凯奏请筹款自造京张铁路，15日，袁世凯派陈昭常、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办，1月开工。7月，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他还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猝灭火花式无线电机，在南苑等行营及部分军舰上装用。1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操，首次用电报、电话进行联络。

196年（光绪三十二年，1月13日袁世凯编刊《立宪钢要》。

197年（光绪三十三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中国首次地方选举：天津市政选举同年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民主自治选举。

198年（光绪三十四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1月1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死因之谜

学术界认为袁世凯的死因有两种：即气死说与病死说，其中认可气死说的占绝大多数。

气死说

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是这样记叙的：“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之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人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佚名的《袁世凯全传》中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上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的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上载：“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上面的三组材料都认为袁世凯称帝不成，气愤中生病而死。

病死说

这种说法是依附于气死说之上，即生病是由生气引起的，死的根本原因是生气，而在当时袁世凯死后官方的讣告中说是病死的。黄毅的《袁氏盗国记》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鉴、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症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说袁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2世纪5年代在刘厚生的《张謇评传》中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当时如果能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决不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对袁世凯医治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的意见分歧较大，大儿子袁克定主张用西医，通过动手术治病；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用西医，主张用中医，双方相持不下，贻误治疗的时机，最终导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