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二十三（1 / 2）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日)，字少川，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山东大学校长。

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历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并出任全权大臣与英国谈判西藏主权。清末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时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任中山县县长。上海沦陷后，因盛传被日敌利用组织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戴笠派赵理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3日将其刺杀于家中，时年七十六岁。

早年生活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日(1862年1月2日)，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同治十三年(1874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赴美留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在朝生涯

光绪七年(1881年)，唐绍仪被召回国，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次年，唐绍仪以德国驻天津前领事穆麟德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日(1884年12月4日)，汉城邮政局落成当晚，亲日的开化党举行宴会，准备将亲清朝的事大党一网打尽，穆麟德也在场。唐绍仪闻讯后临危不惧，立即与人携带武器驾着马车赶到邮政局，护送穆麟德和被刺伤的守旧派大臣闵泳翊回到穆麟德的家中，随后又请来美国传教士为闵泳翊疗伤。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十月十九日(12月6日)，袁世凯将政变镇压，被封为驻朝大臣。而唐绍仪以候选从九品的资格担任袁世凯公署的西文翻译，是袁世凯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

光绪十五年(1889年)底，唐绍仪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

光绪十七年(1891年)9月，袁世凯因母亲病重请假回籍，直到次年才假满回任。在这期间，经袁世凯推荐，唐绍仪代理袁世凯的职务长达7个多月。在其保举之下，唐绍仪平步青云，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已经官居三品衔，仅次于袁世凯，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派往朝鲜的二号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被视为一大障碍，日本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向李鸿章发电报请求将自己调回，并提出由唐绍仪代理其职。日本人得知消息后，密谋刺袁。唐绍仪闻讯立即求救于英驻朝公使朱尔典，共同策划救袁方案。六月十六日(7月18日)，袁世凯改装易服出走。唐绍仪护送其到汉江边，登上朱尔典准备的英国兵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

政绩斐然

光绪二十七年(191年)，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光绪三十年(19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西藏有关问题。会谈期间，唐绍仪态度强硬，力主废除英藏签订的《拉萨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清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废约目标，但说服了弗利夏，他承诺将把唐绍仪的讲话带给英方，唐绍仪初步胜利，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同年四月四日(196年4月27日)，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唐绍仪和萨道义代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废除了《拉萨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属于中国领土。唐绍仪在西藏问题谈判中的成就，使他晋升为外务部右侍郎。此后，唐绍仪参与主持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在客观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他力争避免损失过多的权益，抑制了日本在东北扩张侵略的野心，并完全拒绝了俄国企图保留在东北利益的要求。

光绪三十二年(19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他主持路政后，着力扩大中国在外资铁路中的行政管理权和挽回铁路借款方面的损失。由于他的力争，沪宁铁路的续借款由原定的9折改为955折，总管理处由原来华员2人、洋员3人组成改为只设华员总办1人，洋员在总办主管下分理部门职能。在广九铁路的谈判中，唐绍仪把用人用款之权从英国人手中争回，由两广总督一手经理。他主持全国税务总署的工作后，电召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各关税务司到京城听训。过去垄断海关税务司职位数十年的洋员，也只得在税务处会办大臣的统辖下办事了。

光绪三十三年(197年)，唐绍仪被聘任奉天巡抚，并负责东北地区的对外交涉。他打算引进英、美资本，修筑一条贯穿东北全境的铁路，以制约日本。之后唐绍仪又打算联美制日，计划依赖美国资本开发东北来遏制日本。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政府，唐绍仪被派为专使，赴美活动。在美期间，他鼓动美国财团到东北投资，并以考察财政为名，访问欧洲日本等八国。但日本拉拢美国抢先签订日美协议，使唐绍仪的计划落空。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8年1月)，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美国，后从美国到欧洲。次年7月回到北京，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虽获美国总统接见，但未取得进展。

宣统二年(191年)，唐绍仪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即辞职。

南北议和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月1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十三日(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十月十七日(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时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谈和。为议和，袁世凯再次启用唐绍仪，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次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前往汉口。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绍仪:“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袁世凯授意唐绍仪除了“民主”二字，任何条件都可以让步。但有唐绍仪心怀“共和理想”，他的议和的指导思想是“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袁世凯的幕僚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中剪了辫子。”作为朝廷命官的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2月18日-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重大问题。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在唐绍仪看来，此时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唐绍仪随后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以及孙中山的辞职和由袁世凯继任的各项问题。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唐绍仪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世凯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他想确保取消帝制后保证自己坐上大总统的宝座，同时又不敢推翻协议。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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