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子赵一 五十八（1 / 2）

军官没有直接参与甲午海战，但是也受到了波及。北洋水师高层被满清朝廷质疑，所以所有北洋水师的高层都被朝廷召回。军官作为北洋水师的高层之一，当然被光绪皇帝找回来询问。军官来不及和光绪皇帝直接见面，北洋水师的问题就被一些有心人直接公开了。北洋水师的装备以次充好，管理上的松散，炮弹管理上的疏忽等等。光绪皇帝误以为军官新来的，不了解北洋水师的底细，所以原谅了军官。

不过北洋水师不但败了，而且丢了大清国的脸，整个北洋水师高层都需要整顿。包括军官和北洋水师提督在内的所有北洋水师高层，集体被朝廷和光绪皇帝免职。军官刚刚提升的协领军职，又被拿下了，每个月只能拿佐领俸禄。不过光绪皇帝承诺军官，这种局面不会太久，北洋水师的失败原因不再军官身上。

军官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之后，光绪皇帝紧急召见军官。光绪皇帝告诉军官，北洋水师需要重新组建，光绪皇帝想让军官再一次回到北洋水师高层。军官担心自己能力不够，光绪皇帝承诺军官不用上战场，只需要在北洋水师总部搞好重建工作就好。军官不但没有受到甲午海战的牵连，而且被破格提升为北洋水师第二统领，参与北洋水师的重建和整顿工作。

因为光绪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军官在光绪皇帝执政时期，虽然一场仗都没有打赢过，但是依然多次得到破格提升。军官成为了大清第二年轻的将军，排名第一的叫福康安。他不但是乾隆皇帝时期的大将，据说更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所以才会这么被乾隆皇帝重用。大家都说军官将来一定是军中大佬，将来出将入相也说不定。其实大家都看不起军官，谁都知道军官是一个不会打仗的外行。不过光绪皇帝活着一天，这个军官就会风光一天，除非光绪皇帝看清楚军官的本质。

军官还算有良心和常识，在重建北洋水师的时候，没有瞎指挥。他几乎不参与北洋水师的重建和管理，他的上司和同事也喜欢他这么做。他平时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无所事事的同时，很少出来指手画脚。大家把该给的都给他留着，该孝敬的当然不会少，军官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

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历史背景

国际背景

光绪帝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而亚洲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政治形势

马关条约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梁启超一、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年代到9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二、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三、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则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另一个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顽固派(包括洋务派)，围绕着三个“要不要“，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了一场大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直接起因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

变法过程

舆论宣传

强学会旧址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宣传变法，并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学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多个。

实施变法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