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秦：魏冉，甘龙（2 / 2）
魏冉顶着秦法的压力，举荐白起为将，因为“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白起不负重托，伊阙之战斩首魏韩联军二十四万人，此后白起高歌猛进，战无不克攻无不胜，从侧面上也可以说明魏冉识人之术很是高明。然而此时的魏冉已经有点功高震主的味道了，不知是他自愿还是秦昭襄王逼迫，“魏厓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但第二年“烛免，复相厓，乃封魏厓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反复为相的魏冉也不再推诿，“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与初出茅庐的白起相比，魏冉文能封侯拜相，武能攻城略池，更有国士之风。
在白起征战略地之际，武将出身的魏冉也毫不示弱，在秦昭王三十二年(前275)进攻魏国，若不是魏国大夫须贾劝说魏冉放弃围攻魏国都城大梁，将祸水引向别国，不然很有可能将灭国之战提前上演。此后魏冉与白起又继续领兵攻魏或是讨伐赵韩，两人都立下赫赫战功，并称为秦国双雄也不为过。
魏冉掌权三十余年，在秦国早已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位极人臣，本应该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一切的权势地位都是君主赐予的，当然也有收回的权利。但身居高位数年，自己不仅是秦昭襄王的舅舅，更有宣太后为自己撑腰，魏冉膨胀了，“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让他看到了秦国的这样霸业正是自己所创下之时，他变得目中无人起来，还想借助秦军“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这时有个自称张禄先生的魏人，讥笑魏冉竟然越过韩、魏等国去攻打齐国，自张仪后秦国素不喜说客，魏冉也没有在意，但没想到的是，这位张禄趁着这个机会劝说秦昭王剪除四贵，这位真名叫范雎的魏人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秦昭襄王幡然醒悟，不仅罢免了魏冉的相国职务，还责令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不久魏冉“身折势夺而以忧死”，葬于陶邑，秦复收陶为郡。
魏冉之于秦国是功大于过的，仅凭他从龙之功这一点便能流芳百世，这一举直接为秦国百年奠定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入朝为相，举荐贤人，也能领军击败“三晋”和强楚，战绩卓著，威震诸侯，可谓是“文可安邦，武能定国”。尽管身居高位，但在后世中他的名气却远不如受他举荐而立下赫赫战功的白起，不过与白起同时代的人中也几乎找不出能与他并肩的第二人，魏冉也算“输”得不冤。
甘龙（生卒年不详，甘氏，名龙，秦献公、秦孝公之臣，战国时期秦国大臣。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商鞅变法的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嬴虔评价说：”甘龙者，双面老枭;公然反对变法，力主献公新政，这是其光明正大一面;政见之争，无人能问其罪，乱国乱政，部露声色，这是他阴鸷的一面。”那历史上真实的干甘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甘龙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秦人，老世族，同时也是一个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在献公朝任上大夫，孝公朝任位列三公之首的太师。他不仅是老世族领袖又是复辟势力的中心人物，是整秦国变法的最大政敌。
认识甘龙，首先要了解甘龙与秦国老世族有不同的政治根基和主张;甘龙在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上，与老世族集团形成不一样。
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长期领国并致力推行献公新政，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他对秦国的贫弱是有清醒深刻认识的。而老世族，基本是承袭祖荫而得官得爵，这些老顽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至于秦国是否贫弱根本不关心。也是因为这，使得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老世族有重大差别。
在政治主张上，甘龙在孝公前期也主张变法，但是他只主张推行献公新政，恢复穆公霸业，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会走向灭亡的事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全面彻底变法;第三层面，他支持变法，但是不能触动穆公祖制。
另外甘龙的政治本质他是守旧保守派，跟倒退复辟是不一样的。根据甘龙的政治根基、和本质上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卫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孝公谋求强国的举措，这是他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卫鞅变法之初)，甘龙各种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告诉老世族宣布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卫鞅全面变法)，甘龙虚位，蛰伏不动静观其变，偶尔搞点小阴谋手段，以此来联络老世族，这是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立即跳出，联合嬴虔搬倒卫鞅，并要求新君恢复穆公祖制。
在性格上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老世族倒退复辟，又要将老世族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利用的棋子。甘龙不仅顽韧机变，又有强大的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甘龙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阴谋家，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正史里均未记载其死因。
史记·秦本纪第五》：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後(待考)。“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甘龙是秦孝公时代的臣子，他的后代甘茂、甘罗都成为了秦国的国相，得到了秦国君主的重用。他是秦国有名的世家贵族，也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商鞅变法，可是并没有什么用，但是他为何要反对呢？
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有名，经过变法图强，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而跻身春秋战国四大强国之一。按理说，很多政治家应该都能够看到变法的作用，像甘龙这样家族世代从政的，更是能够看到这一政策的好处，为何他毅然决然的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队伍里面呢？总之，这件事有很多需要人们去探索的地方。
商鞅的变法政策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一个政府，并不是君主想怎样就怎样的，世家贵族的权力同样很庞大，甚至可以左右君主的决策。商鞅面对的最强大的政敌就是甘龙，这个老人家是秦国的老臣，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若是变法这条政策能够通过，首先就得说服这位老顽固。
可是甘龙却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他看不起商鞅，更对商鞅激进的变法策略感到不满，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是政治，你一变法，你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吗？此时，秦国四周都是强国，他们就像是饿狼，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盯着秦国这块肥肉，等着秦国内部出问题，然后趁机吞并秦国。若是变法出了任何差错，那就可能断送了先辈们苦苦得来的成果。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期，甘龙也是朝中的一员重臣，他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的大局，是整个改革势力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正是因为甘龙亲身经历过这种大型的彻底的改革变法，所以他十分清楚，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今秦国的人力、物力，均还在那个承受标准的边缘徘徊，稍有不慎便会灭国。
秦国一向分为两派，一派是老牌势力，就是世家贵族，他们不支持变法，因为变法之后，他们的权力地位都将受到威胁。当然，这是出于利益方面考虑的。甘龙虽然也是世家贵族，但是他对秦国的贫富差距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和世家贵族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懂百姓们的贫弱，可是世家贵族却根本不关心这种低贱之人的生活，他们只想要利益而已。所以，甘龙在秦献公时期是主持变法的先行者。
可以看出，甘龙在任时，先是支持变法，但是不是无限的、深刻的变法，而是有节制、有范围的变法。后来，甘龙反对变法，他更偏向于复辟的那一类势力。而他所支持的复辟也不是完全的复辟，而是部分复辟。比较两种极端势力来说，甘龙属于中间派的。
有一天，秦孝公找到甘龙，他问他：“先生，我想在各国颁发告示，召集那些有才能的人，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么做是否可行呢？“甘龙一听，回答道：“好啊，这怎么不好啦，君主有这个强国的志向就是好样的，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所以说，初期的时候，甘龙和秦孝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国家强大起来。
甘龙的政治主张一是秦国不推行新政就会不断衰弱，甚至走向灭亡；二是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三是不触动穆公祖制才可变法。
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来又主张有度复辟。具体地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的阶段，他承认秦国如果不推行新政就会日益衰弱，并且逐渐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的主张，他以恢复穆公霸业为主要目标，与秦孝公初期的目标相一致;第三个层面，表明自己的变法底线，即不能触动穆公祖制。
在商鞅进行变法的时候，甘龙这个狡猾的老头子，为了不触怒圣颜，只好暗中观察变法所带来的效果，以及看它是否有违背祖制的地方。秦孝公一死，老头子马上就跳了出来，说是要停止变法，恢复穆公祖制。秦惠文王也不喜欢商鞅，就顺着甘龙的意思，派人抓捕商鞅。商鞅在秦国变法以后，秦国他是待不下去的，只能回到自己母国，最后商鞅被车裂了。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
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甘龙是秦国世族大臣首脑，早在秦献公时期，甘龙就位居于上大夫职位，协助秦公处理国政。献公时期，秦国与魏国不断爆发战争，作为上大夫的甘龙，也是任劳任怨，他主持秦军后方粮草，并为秦军取得少梁之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甘龙在献公时期种种做法，似乎并没有顽固昏聩的表现，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秦公背道而驰的呢？
甘龙与秦公的直接冲突就发生于商鞅赴秦后，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故而，他所主持的变法皆依照法家之论而实行，因为商鞅崇尚法制，且肆意剥夺世族的世袭权利，最终便引起了甘龙的不满。因为理念上的差异，再加上商鞅剥夺甘龙特权，遂造成了世族与变法派格格不入。按道理，像甘龙这样的股肱之臣，本应该能够理解秦公富国强民的做法，可惜甘龙却并没有那么想，出于私心，也出于篡政的野心，甘龙最终走上了复辟的不归之路。
一直以来，甘龙都崇尚以王道教化秦国，不管是秦出子在位，还是献公在位时，其也一直为秦公灌输这种思想。其王道理论就是要秦公遵循礼制，实行井田制，并止兵息武，这种策论完全和战国时期的态势背道而驰，故而献公、孝公等虽然起用甘龙，但并没有给他实际上的权利。
献公在位时，甘龙实际已经与秦公产生了矛盾，只不过由于君臣上下关系，甘龙才没有对献公下手。后来孝公继位，商鞅赴秦，这种矛盾冲突便从阴面转为了明面。王道和法制相背，导致了甘龙和孝公、商鞅根本对立，孝公在位时，甘龙尚不敢犯上作乱，但随着孝公去世，世族大臣便蠢蠢欲动。
二十多年的隐忍，就是为了复辟王道，甘龙所谓诛杀商鞅也是出于这一层原因。甘龙深知，商鞅不死，王道礼法就无法在秦国大规模展开，只有诛杀了商鞅，才算是铲除了变法派的根基。甘龙计谋深远，可惜的是，他终究算不过秦王，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嬴驷继续遵循法治，世族大臣见秦君态度坚定，遂秘密起兵反叛，秦惠文王趁机一并将他们诛杀，于是，秦国所谓的守旧派才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甘龙之所以致商鞅于死地，就是因为商鞅变法损失了他的特权利益，因为其的王道主张始终得不到秦公的承认，甘龙才选择铤而走险。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甘龙最后的结局，就算在秦惠文王处死世族大臣的时候，也没有提及甘龙最终的结局，故而，由此可以推断，甘龙应该没有死于政变之中。
关于商议诛杀商鞅的重臣中，的确有甘龙的影子，不过，其毕竟是幕后主使，并没有抛头露面，所以据此可以推断，甘龙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商鞅处以车裂刑法的决定。商鞅之事后，甘龙便消失在了史籍当中，故而，甘龙死于世族政变的说法也不成立的，甘龙这样一个重臣，秦君不可能轻易诛杀，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善终，这或许也是甘龙最好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