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年龄（1 / 1）

从官方制度层面看，中国古代的户籍在记录百姓年龄时只书民众年龄或生年，而不记出生的月和日；从民俗层面看，中国古代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有重视生日和生日做寿的习俗，但并不把生日作为增年的节点。因此，中国古代除个别情况外，并不存在周岁计年。

清人有关“岁尽增年”的讨论，顾炎武列举《史记·仓公列传》中“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一语，认为古人以岁尽增岁。

钱大昕反对顾炎武的说法，认为《仓公传》反映的是古人以周岁计年的情况。

陈澧指称，清人做寿不一定在生日当天，这是由于清代不以生日行周岁计年，但做寿之风始于唐代，推测唐人可能是存在生日计年。

文廷式举魏晋事例与唐人诗歌为证，认为唐人也是岁尽纪年而非生日计年。

钱大昕所举古代存在周岁计年的事例实际上都有问题，陈澧推测唐人以生日计年故导致时人生日做寿，也不符合逻辑，文廷式则对“岁尽增岁”和“岁首增岁”的理解出现了混淆。以上学者包括顾炎武都没能对“岁尽增年”的含义进行真正的解读。

古代官府通过编造户籍来掌握百姓年龄。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简牍的记载，秦汉编造户籍的时间是在每年八、九月；官府只有在这一时间通过民众自报、官府审核的方式才能掌握民众年龄，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末，所以出现了“岁尽增年”的说法。而到汉武帝行用太初历后，又以正月为岁首，所谓“岁尽增年”实际上应该成了“九月增年”。

官方增年方式与造籍制度密切相关，实际上就是著籍增岁，而民间习用的增年方式是“岁首增年”。在上古时期，民间“增岁”的观念与农业生产的周期密切相关，故有将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完成视为“增岁”的习俗。战国秦汉以来“增岁”与历法相关联，至少从汉武帝太初年间直到现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元旦（即春节作为年首大节，一直是以民间增年节点的形象出现的。

民俗中的岁首增年与官方著籍增年的统一过程：魏晋以降王朝更迭不断，各政权的造籍时间基本上是围绕岁末年初进行的，到了唐代最终形成定制。唐代户籍三年一造，具体的造籍时间是从正月上旬开始，到三月底结束。为赶上官府造籍年正月上旬正式开展作业，民户申报手实必须提前到上一年年末完成，这时民户申报的手实上登载的实际是来年数据。在非造籍年，民户正常就是在正月申报；敦煌出土的僧籍上也标明当时是正月造籍。户籍制度本身的设计是著籍增年，至少从唐代开始，官方的增年方式已经变成了“岁初增年”，礼俗与制度最终实现了统一。

汉唐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财政年度的设定与当时农业尤其是主谷生产周期密切相关。

中国中古时期不存在周岁计年方式，但有官方年龄和民间年龄的差别；由于官府掌握户籍中的年龄原则上是由民众自行申报，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在始生计数（增年起点上一样，但在增年的时间节点上有很大差异。秦汉时期，官方年龄的增年时间节点在八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调整，最迟到唐代，随着官府造籍标准时间的调整，官方与民间的增年时间节点合二为一。这种调整改变了以前官方年龄较诸民间年龄“慢一拍”的弊端，不仅是古代造籍制度的一大变化，也是统治者日益强化对民众控制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