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四章 李谕子（1 / 2）
李谕等人对化学奖没有提名权，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哈伯，这个颁奖在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中争议性非常大。
哈伯的在科学上的功劳没的说，合成氨功在千秋，解决了粮食问题。
不过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哈伯的为人嗤之以鼻，颁奖时他的演讲几乎无人鼓掌。
因为严格说，哈伯犯了严重的战争罪。战争期间，他把合成氨工厂转而生产硝酸铵，从而制造炸药；最关键的是，他引领了化学战，这可不是一个小污点。
慕尼黑大学要举办一场物理学会议，李谕与爱因斯坦想邀请普朗克同行，不过他因科学院的事务缠身没能同行。
慕尼黑大学刚刚成立的“数学－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谕和爱因斯坦。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我并不擅长做实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
他们问完后，索末菲等人进行了接下来的问询环节，唯独维恩对这套理论不太感兴趣。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那名学生起身道：“谢谢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问，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电子吗？”
“是的，”李谕说，“从实验的总结来说，微观粒子根本无法区分，完全相同，交换两个全同粒子体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林德曼继续说：“我赞同希尔伯特先生的说法，物理学是不完备的，如今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所以我并不喜欢外尔那种用物理学来玷污纯数学的做法。因此我对海森堡说，‘你不再属于数学。’”
好嘛，原来是物理学界的超级“怼神”泡利，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空间-时间-物质》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正好是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李谕讲了量子理论。
福斯问：“您没有同意？”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
“这就是单光子试验的理论依据吧？”泡利问。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没有因此背锅，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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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但索末菲看得出，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于是说：“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林德曼说：“是的，几天前他的父亲将他带来慕尼黑大学，要让他报名为我的学生学习数学，好让他远离那些好斗的团体与组织。”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李谕便回到了巴黎。
林德曼没什么意见，对索末菲说：“你赞同的话，可以面试他。”
“但在微观领域，由于量子的特性，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它们的内禀属性，比如质量、电荷等等完全相同。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够将它们区分的痕迹。也就是说，它们完全相同。”
按流程，这时候轮不到学生发问，不过李谕还是说：“可以。”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牺牲多年农业，扶持工业，直到工业崛起，才又反哺农业。魄力和决心方面，中国说第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
结束演讲，众人来到会议室。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李谕说：“那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乃至于在一家专利局当了好几年专利员，才谋求到了一个大学教职。理论物理学的就业面非常窄，几乎仅限于大学教授。而数学与实验物理学发展了多年，在工业界和中学中都可以轻松找到工作。”
海森堡自信说：“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
就像玩王者，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如果赢了，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若是输了，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
其中维恩、索末菲两人是搞物理学的，林德曼与福斯是搞数学的。
从刚才演讲时的提问，索末菲就听出来这个叫海森堡的年轻人有两下子，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数学起家的，当年崇拜汤姆逊的“数学物理学”，转入了理论物理学研究。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泡利身旁的一位学生也举起手：“院士先生，我也有个问题。”
数学－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维恩、林德曼、福斯、索末菲。
和他们不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见的正路。
索末菲说：“你还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吗？关于你要进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
“我愿意接纳你，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维恩教授的实验室。”索末菲说。
泡利却对他说：“海森堡，你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不能提问。”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数论，比较著名的成就是证明了π的超越性，给古希腊三大尺规作图问题中的“化圆为方”问题结了案（即π的超越性导致不可能化圆为方）。
当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