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科举制度（1 / 2）

过完年朝堂上总是弥漫着凝重的气氛，首先礼部尚书苏轼问询，科举取士应当如何，并打算重启御试三题条。

赵旭听到的时候是懵的。啥叫科举取士当如何，以前咋样就咋样呗，我还能怎么定，但是看着朝臣们凝重的脸色赵煦知道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

（以赵煦浅薄的历史知识当然不知道，苏轼所问乃是经义与诗赋用那种取士。这个争论从他刚登基的时候就有了，当时司马光以及旧党大臣主张经义取士。

苏辙主张诗赋、经义两存。

刘挚主张经义取士者，一棍子打入“安石之党”，赋予这场争论以特殊的党争政治意义。

元祐四年四月，礼部只得出台一个“经义兼诗赋”调和方案。

于是没有立即给出意见只是让礼部自行议论然后上奏条陈。

下朝后赶紧找来童贯让其搜寻往年科举所有的相应事宜。了解后才发现赵宋的科举不是自已一直以为的进士而是分为：进士科，诸科，制科，词科，武举（这个讲一下岳飞也是武状元。恩科，童科等好几种。只不过基本上只有进士科的人才能位列宰执所以又称宰执科。

了解完科举制度后赵煦又看向王安石关于科举方面的建议，王安石废明经、诸科。进士科罢诗赋而改试经义。

（所谓“经义“，即以儒家经典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实际上，王安石欲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

这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经义文文体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序化格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

然后就是司马光的十科取士。

司马光《乞以十科举士札子》奏设。名目是：一、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二、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三、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四、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五、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六、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七、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八、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九、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十、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

看着是不是很好，囊括了所有人才，但是他的取士制度是建立在乡举里选的前提下。在“人治”独裁专制社会，企图通过推荐制公正选拔人才，完全是痴心妄想，这是一再被汉代以来的察举制等所证明了的。司马光等身处独裁体制之下，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性。

司马光因为是时任朝廷首相他的建议正式成为朝廷诏令，然后就会有许多附庸者跟进，或为政见相同，或为阿谀时相，他们的意见甚至更加极端。

朝廷中许多行政经验丰富的旧党大臣，深知贯彻乡举里选宗旨之经明行修不可取，又不能直接驳回司马光的主张，便提出修正意见。根据乡举里选之本意，当然是州郡地方推荐更加合适。试图用州府官员的自身品德来减轻其中的弊端，总比乡里选出来的好。

到现在科举制度基本上一半经义一半诗赋沿用苏澈的提议，看的赵煦直皱眉。

苏轼的意思是诗赋还是经义取士。看卷宗上来说苏轼以往的主张是诗赋。

可是科举自从被刘挚加上党争的标签后，想要改变必定牵动整个朝臣的神经。

按照他的想法肯定是政治、经济、法律、时事、行政管理，行文这些都要包括。毕竟后世现成的经验。

根本不会用呆板的经义跟诗赋来取士。这次科举肯定不成了，但是自己的取士国策要定下来，下次科举的人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政策来学习相关内容。

想好后赵煦召集在京的六部尚书跟诸位宰执议事，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后。宰执们争相反驳后。

赵煦才意识到自己异想天开了，如今的赵宋根本不可能支撑经济，行政管理这些。

而政治，法律，行文，时事这又是进士科的应有之意。反正诗赋取士是不可能的，像王安石那样规定经义文框架束缚思想是更不可能的。

赵煦利用自己皇帝的职权将难题交给宰执，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就不管了。

最终几位宰执跟尚书商议后，恢复诸科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的专项考试，在之上设立进士科，然后在赵煦的建议下将算学也加入其中。

并且赵煦根据三舍法还有自己脑子里关于科举制度的一些想法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