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流——儒，文，塾（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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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货文武艺与帝王家

“文人”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极重要极特殊的一群人。文人的范围很广，上至卿相权贵、下至布衣平民，都有文人的踪影；文人也不是一种职业，有做官的文人，有教书的文人，也有归农躬耕的文人。不过，自从科举制度产生后，大多数文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衷功名，醉心科考。

文人理想——学好文化去当官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理想；十年寒窗，孜孜不倦，战胜科场，当官做宰，成为中国文人的首选人生路。

文人们尊奉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教条，一心求取功名、获取利禄；君主则需要德才兼备的读书人来辅佐治理天下，双方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学识与功名的交易。尤其是隋唐时科举制度出现之后，科举及第的荣宠更加强化了读书人的官本位思想，使得他们学好文化去当官的想法更加强烈。

自唐朝到晚清的1多年中，各代的科举考试在大的方面相差无多，但亦有变化。到明朝时，考试的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共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称为“连中三元”。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由于在秋天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乡试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头名叫解元。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每次录取3名，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定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进入三甲者统称进士。

士子的待遇

明清时代的秀才，即使一直未能考取举人，他仍然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一员，官府和富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秀才可以免缴田赋，见了县官老爷可以不下跪，还可以免挨板子。一个人只要中了举，就可取得朝廷固有的俸禄，还可以候补做官。至于进士及第，那更是备极荣宠，几乎人人都有高官厚禄。

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科举制度乃是政府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据说，有一次，他看到新选拔的进士们从皇宫端门列队而出，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历代统治者都确实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的有用之才。

不过，随着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僵化，文人的知识结构逐渐陈旧，很多士子竟然对程朱注疏之外的文化一无所知。如《儒林外史》中写道：范进中举后做学道，幕客中有人讲起几年前某个学道闹的笑话，说那学道听说苏轼的才名，于是“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范进听后，“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皱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个举人，一个学道，竟然连北宋文豪苏轼的大名都没听过，可悲可叹！

科举制度还束缚了文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造成了文人阶层的人格萎缩；科举取士，如同固定的工艺流程，用同一模子去铸同一型号的物件，造了千千万万没有个性的士子。为求功名，他们不惜用一生作赌注，以致消磨了个性、失去了生命活力，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在醉心于科考的文人眼中，“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而科举及第就是一生最高的理想。于是，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通过科举考试，极少数人平步青云，大多数文士却名落孙山，犹如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

文人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中国文人的诸多优良品格中，“崇尚气节，讲究忠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在这种品格的支撑下，文人们追求道义、献身理想，不屈从于暴力和压迫，也不受邪恶诱惑，洁身自好、特立独行，当真难能可贵。

不过，在一些文人的心目中，世界却显得很狭小，又是那样污浊。因此，当他们得以纵横驰骋之时，常将自己的意志看做天下万民的意志，强行而不近人情地去实现自我意志。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的非理想局面时，便会孤芳自赏，狂放出尘，将自己与芸芸众生隔绝起来。

晒书，晒肚子，还是晒傲气

魏晋风俗，人们常在七月七日曝晒书籍和衣物，以防虫蛀。有钱人家会将华丽的衣服和汗牛充栋的书籍摆在阳光下，趁机炫耀财富和藏书。东晋名士郝隆，却干脆在这天袒露着肚子躺在太阳下，人们问他这是做什么，他答道：“我晒书。”也就是暗示自己满腹经纶，着实有些不随俗流，也有些狂傲之气。

上述这种人虽然清高，不过是些“自了汉”。只有那些面对浊世，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汉”。他们是“疾风”中的“劲草，是“板荡”中的“忠臣”。特别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文人们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常常有着坚贞不屈、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以及宗教般的虔诚。

1274年，2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南宋一片混乱，年仅4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下令各地起兵“勤王”。第二年，赣州知州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3万，开始了戎马生涯。不久，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5名义军经过苦战，最后大都壮烈殉国。

这年冬天，文天祥返回临安，准备与元军死战。后来，因为局势已经难以收拾，文天祥最终没能力挽狂澜。他被俘后，元朝以高官厚禄诱其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他英勇就义，却留下了千古“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的著名观点。数百年来，这一思想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无数爱国的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

清末著名爱国诗人龚自珍爱国爱民，一身正气，留有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中表达了他壮心不已的情怀，他虽然像一片落花那样飘零，弃官离开了京师，但绝不自暴自弃，即使自己化作春泥，也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龚自珍一生并不得志，38岁时才勉强中了个进士。之后他也只做过小官，并不断受到当权保守派的排挤，他那些远大的抱负也无法实施。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命运，一刻也未忘记为振兴国家贡献力量。

他曾撰文鼓励林则徐广东禁烟，满腔热情地期望禁烟成功之后，由一省之治，进而出现“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已经丢官的龚自珍，仍然热切关注着林则徐能否打开新的政治局面，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爱国文人的气节。

文人之奸——争权敛财胜常人

“千钟粟”“黄金屋”，是大多数书生追逐的目标。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封官授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把敛财与揽权当成了首要任务。他们有文化、懂权谋，在权力斗争和聚敛财货上，比一般人更胜一筹。下面来看看历史上有哪些大奸大贪的文人。

蔡京，宋朝人。他才华出众，不仅极擅书法，对吟诗作对、吹拉弹唱也很精通，但他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是举世皆知的大奸臣。

最初，蔡京攀附王安石，冒充变法派。司马光主政后，罢黜变法派官员，蔡京又摇身一变成了“保守派”，并被提升为龙图阁学士。宋哲宗亲政后，准备继续推行新法，蔡京又到处钻营，重新加入变法派的阵营，成为朝中的显赫人物。宋徽宗继位后，蔡京被弹劾并罢职。后来，他通过宦官童贯把自己的字画送入宫中，博得了徽宗的好感，又被提拔为左相，重新登上政坛。

此后，蔡京把持朝政，铲除异己，笼络奸党，培植亲信，重用亲族，党羽心腹布满朝廷上下、皇宫内外。他还想尽办法，将徽宗诱导成纵欲无度、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他过生日，各地大小官僚必须向他送“生辰纲”，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怨沸腾。

是“蔡京”还是“蔡襄”

据说，宋朝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是指“蔡京”。但是，由于他为人奸诈、贪婪，为世人所鄙薄，所以后来将其剔除而补上“蔡襄”。

明代大臣严嵩，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与蔡京一样，严嵩也是个大才子。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仪表非凡，疏眉朗目，玉树临风，声音洪亮，在文臣中有一流的风采。

严嵩精通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了明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拼命巴结、讨好夏言，很快成为了朝野上下的大红人。严嵩等到羽翼已丰，就开始攻击夏言，怂恿世宗罢黜夏言。随后，他在朝中遍置党羽，以巩固自己的实力。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提拔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父子二人狼狈为奸，权倾天下2年，坏事做尽，弄得民不聊生。许多忠直的大臣想扳倒他们，却大都丢官丧命。最终，一个道士的几句谶语，却让严世藩被斩首，严嵩也被抄没家产，还乡不久就病死了。

清朝大臣和珅，精通满、汉、蒙、藏文字，才学出众，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为了讨乾隆的欢心，和珅极力模仿乾隆的字体，几可乱真，以至于乾隆老年时要写的诗词、匾额多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喜欢作诗，和珅在这方面也苦下工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帝还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结成亲家。和珅后来升为内务府大臣、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和珅倚仗乾隆皇帝的宠信，疯狂敛财。乾隆帝死后，嘉庆帝立即宣布了和珅的2条大罪，将他赐死并抄没家产。和珅财产之巨令人瞠目，府中白银数亿两，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数，有些珍品甚至胜过皇宫的收藏，所以民间有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蔡京、严嵩、和珅都是极有才华的文人，可是他们贪于权欲，祸害百姓，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讼师——社会下层文人的出路

讼师，指古代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人。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代写书状，包括遗嘱、各种契约、呈状以及工商行政方面的申请，更多的是帮人写诉状。据说，讼师这个行当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末期的名家代表人物邓析，就是讼师的鼻祖，以“私造竹刑”而闻名。

虽然“讼师”很早就出现了，但法令中正式出现“讼师”这个名目却始于清代。在古代，普通百姓打官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大都没有文化，更不了解法律。清代对于诉讼当事人的盘剥很厉害，一个普通案件，原告就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所以，百姓常请熟门熟路的讼师代为交涉。不过，古代官府并不欢迎百姓告状，他们希望老百姓能够自己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官府主要是维持朝廷统治的。为了息讼，官府常多方限制帮助百姓打官司的讼师。

“耳笔之民”

各地讼师的活动方式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都是以一种身份为掩护，秘密活动。讼师有个别称，叫“耳笔之民”，就是在耳朵后面插根笔的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讼师平常不事生产，只靠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词讼，从中渔利。

例如，《唐律疏议》中规定，“教令人告”得实者赏，事虚者罚，对“为人作词牍加增其状者”和“受雇诬告人”的人予以严惩。《大明律》中特设“教唆词讼”一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清朝统治者更是增加了诸种条例来限制讼师的活动。

为了谋生，讼师往往潜伏在衙门外不远的酒馆、茶社中，伺机而动，以求在第一时间得到生意。他们主要是代人书写告状和诉状，或者代替诉讼当事人与官差进行交涉。清朝有官方认可的从事代书诉状的人员，但他们也要承担如实书写诉状的法律责任。

讼师挑唆诉讼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多系以虚为实，以无为有，颠倒是非，播弄乡愚，因得售其奸”。他们还在暗中流传“讼师秘本”，秘本的内容多是举某种案情，虚拟一告（原告一诉（被告，互相辩论。无论告方或诉方，都有某种诡辩取胜的办法。

在古代，“讼师”并非一个专门的职业，很多人只是想通过包揽诉讼能得到好处罢了。民间讼师良莠不齐，除了不第秀才外，还有退职官吏、地方豪强、市井无赖等。

文字狱——对文人的文化专制

文字狱盛行于明清两朝，指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一般来说，文字狱常由最高统治者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生，一旦被认为意在诽谤皇帝或讽刺朝廷，一字一句都能构成刑责。对于靠文字安身立命的文人来说，文字狱是令他们十分恐惧的。

明初，有人进谗言说“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的文章心生疑忌，大兴“文字狱”。当时，曾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当时，一些官员上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等字样，被认为是在影射朱元璋做过“贼”，从而受到惩处。

一位臣子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朱元璋认为“法坤”与“发髡”同音，是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是盼望“早失太平”，便将这名官员处斩。另外，臣子表文中的“光天之下”“望拜青门”等语，也被朱元璋认为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都被“诛其身而没其家”。

清朝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被判处死刑的有2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刑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在从康熙年间庄廷鑨的《明史》案开始，直到乾隆年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这些案件中，文字狱的“罪犯”，既有官员，也有各阶层的文士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小官员，下至一般生员，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

“明史狱”

浙江湖州人庄廷鑨招集学人编辑《明史》，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人告发，庄廷鑨被戮尸，庄氏家属和为书写序、校阅、卖书、买书、刻字、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或被处死刑，或流放盛京，与披甲人为奴。

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由于文人在精神和心理上对文字狱留下了恐惧，而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风靡一时，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清代诗人龚自珍就曾在《咏史》诗中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的感叹。

清朝大兴文字狱，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讳莫如深。二是清以外族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士大夫眷恋明朝，宣扬“夷夏之防”，不利统治。三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激化，雍正帝为了巩固地位，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反对势力。

2章官员：古代从政者的生活

我们在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如何？哪些官员曾公开过自己的私人财产？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怎样？

精兵简政——中国古代官员数量

我们在古典小说、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还有“官官相护”的成语，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某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直至清朝，两千多年中，一直是皇帝统治天下，由皇帝一个人管理国家。可是，无论皇帝怎么勤奋，一个人“日理万机”却总会力不从心，于是便设立了许多衙门和官员来辅佐皇帝，也设立了一些地方机构来治理百姓，收取捐税，执法断狱。

辅佐皇帝的官府和官员，秦代称“三公”“九卿”。丞相管政事，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刑狱和对官员的监察，谓为“三公”。他们是政府机构中的最高官员，“三权分立”，直接听取皇帝的指示，直接向皇帝汇报。

“三公”之下，分设“九卿”，分别管理各个方面的事务。“奉常”主管礼仪祭祀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郎中令”主管宫廷警卫，作为皇帝的参谋顾问，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卫尉”管宫内警卫，以及吏民上书，征召贤良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太仆”管理皇帝的车马和全国的马政，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廷尉”管司法刑狱，类似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和公安部长；“典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和接待全国内外客使，相当于现在的统战部和接待处；“宗正”管理皇族事务；“治粟内史”管农业、财政及盐铁专卖；“少府”管理皇室财产以及皇室的生活服务、物资供应等。

“九卿”之下再设若干僚属，协助九卿工作。这“三公九卿”就是国家机构，中央机关干部，从而使中央机构基本系统化。至东汉，中央机构正式命名为“尚书台”。到了隋朝称为“尚书省”，下辖六部（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各部首长称尚书，副职称侍郎，每部之下设四司，每司以郎中、员外郎为正副长官。

以后历朝虽多有变更，名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中央机构一直沿用至今，尚书省即今国务院，部、司之名则一直沿用。地方机构秦代为郡、县两级，就是现在的省、县两级政府机构。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秦时有近4个郡、1个县。这种郡县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省、地（市县3级地方机构，分别设置官员管理。

那么，这些机构到底有多少官员呢？俗语“文武百官”，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南宋偏安一隅，只剩下半壁江山，却有4万多官吏，一再被史家责为“官冗”，就是说“多余无用”，甚至被指为宋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康熙年间，是我国历朝中官员数目较少的时期。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当时全国官员15多人，在京官员才25人，这些人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员的精、简，真值得大加称赞。

要知道，官员多了，人民的负担就重了。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替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在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切实做到“精兵简政”！

官职常识——古代各级官员一览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文天祥曾任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世称“藩镇”。如《红楼梦》中，“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的辅政机构，军机大臣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三到七人不等。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任过军机大臣。

军机章京：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清末，谭嗣同曾被皇上超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

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唐宋时期的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

丞相：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太师：其一，太师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其二，太师是“东宫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中“太子太师”的简称。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文彦博曾被加太师衔，明代张居正曾被加太子太师衔。

太傅：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追赠太傅。

少保：其一，古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其二，古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亦为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太尉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顶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便是指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各部尚书的副职。如韩愈曾任唐朝刑部、兵部、吏部侍郎，袁世凯曾为清朝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如《荆轲刺秦王》中“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参军的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隋唐以后，参军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尹”又为古代官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官职任免升降常用词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3擢。提升官职，如“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升级叫迁授，降级叫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其中，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

司马：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司马是州郡太守的属官，如白居易曾被贬为九江郡司马，位居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朝的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如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如三国时期，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都曾为东吴都督。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