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嗣之名！（2 / 2）
王忠嗣修筑城防，不但改变了过去庞大的唐军与灵活的游牧军队打游击屡屡失败的的窘境，加强了边疆防务，而且还为大唐帝国向外开拓了边境领土达数百里。从此，万里边塞烽火不举，人民安居乐业，“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为战争而生的，以敢战、善战成名，古今中外的名将概莫例外;但是，伟大的军人与一般意义上的名将不同。伟大的军人不是为战争而生，而是为消灭战争而生的，是为和平而生的，这样的军人古今罕见。敢战、善战，即使如成吉思汗一样征服世界，也与伟大不沾边。
“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
中外历史上，能说出这样话的军人绝无仅有，就凭这一点，王忠嗣就可以冠之以“伟大军人”的称号。
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王忠嗣手握重兵后,“以持重安边为务”，从国家大局着眼，不再轻启战端。他不仅自己战绩辉煌，还注重发现栽培人才。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和李晟都曾是王忠嗣的部属。
但是，这位天才的伟大帅才，却因为他的优秀和忠诚，与晚年的玄宗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矛盾。“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晚年的唐玄宗，极喜边功，从而导致边界战事频仍。这年十月，玄宗想让王忠嗣率兵攻打吐蕃所占领的石堡城。石堡城依山而建，地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山道通往城中，要攻克此城，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王忠嗣一向以持重安边为已任，接到玄宗的诏书后，便上言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
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然而，当时的玄宗已陷于穷兵窦武的迷狂，哪里听得进逆耳之言。史载：“上意不快。”
这时将军董延光为了迎合上意，自请带兵攻打石堡城。玄宗立即批准，并诏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而出兵，但对此举存有异议，故相助不力。李光弼因此进言于忠嗣：
“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授之而不立以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盈，何惜数万段之赏以杜其谗口乎!”
“(大夫因为珍惜士卒的生命，所以不想成全延光的功劳，虽然您接受了诏令，实际上是破坏了他的计划。为什么这样说昵?现在您以数万兵马出战，却不悬以重赏，这怎么能鼓起士卒的勇气昵?大夫的库房里有的是财帛，何必吝啬万段的奖赏，以此堵住谗言之口昵?)”
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命易一官乎!”
(现在我们拿几万士兵的生命去争夺一城，得到了它，不足以制服敌人，失掉了它，也不会有害於国家。所以，我王忠嗣不想这样做。现在为此事即使受到皇上责罚，不过就是当一个金吾、羽林将军，返回宿卫京师;再不然的话，也不过贬为一名黔中上佐而已。我怎能忍心拿数万人的性命换取一个官职呢!
李光弼道歉说：“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
(刚才是因为怕连累大夫，所以大胆地直言相劝。现在我明白了，大夫您这是在效法古人的榜样，我李光弼又有什麽可说的呢!)
于是，李光弼恭恭敬敬地退出。光弼为忠嗣所提拔，他这样做也确实是为王忠嗣着想。
由于得不到王忠嗣的有力支持，唐军强攻未果，使得董延光怨愤不已，便将责任推到王忠嗣身上，说他“沮挠军计”。
此前，宰相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担心他入朝为相，威胁自己的相位，也非常忌恨他，以至“日求其过”。
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与李林甫内外勾结，阴谋反叛。一次安禄山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但王忠嗣却先期到达，没有见到安禄山便返回了。此过这次事件，王忠嗣察觉安禄山有谋反之心，此后便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更加引起李林甫的忌恨。恰好这时石堡城之事传来，李林甫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书告发王忠嗣说：“忠嗣尝养宫中，云吾欲奉太子。”
玄宗闻讯大怒，便将王征入朝中，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共同审问。三司会审后，王忠嗣被判死刑。
当时哥舒翰也被征入朝，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玄宗对他十分赏识。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
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当得知王忠嗣被判死罪，哥舒翰坚持认为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后，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最终免除了王忠嗣的死罪。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忠嗣被贬为汉阳太守。天宝八年(749年)，王忠嗣病逝，终年四十五岁。同年哥舒翰奉命率军攻打石堡城，果不出王忠嗣所言，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占领石堡城。
王忠嗣的冤死对大唐王朝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王死后仅6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而衰，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同时导致了西域的丢失。从这次失去西域以后的1年间，汉族政权再也没有掌控过这片土地。有论者认为，如果王忠嗣不被贬黜，安史之乱就没有爆发的可能;如果王忠嗣不早死，而重新被重用，安史之乱也不过是一场瞬间既逝的闹剧而已，盛唐的局面有可能延长5-1年。信哉，斯言!
《孙子兵法》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所以，进攻不为追求功名，避战不怕受到惩罚，只知道保护民众爱惜士兵，而真正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孙子兵法》所设立的这一标准是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这一军人通则相悖的。而这也正是孙子超越古今军事家的伟大之处。这样一种人本、人道主义情怀是“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所难以具备的。以这样的标准遍观中外名将，达标者不多，见于史册者恐怕也就王忠嗣一人而已。拥有王忠嗣这样伟大的军人，应当是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军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