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之子与归（1 / 2）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出生那一年我父亲已经41岁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永远是撅着嘴巴嫌弃这个指挥那个，父亲永远是拎着两把热水瓶急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

父亲所在的工厂在小镇上很有名气。工厂上下班时间不像现在的工厂一样打卡，也不像母亲所在的学校一样打铃。更不像对面山上的寺庙里晨钟暮鼓，也不像老家的生产队里，叔叔吹响脖子上挂的铁哨子上下工。

小镇的居民每天早晚都会听到“呜呜呜呜呜”的警报声。那就是父亲所在的工厂上班了、下班了。骑着自行车乌压压的人群早晨从四乡八村来到工厂，到了傍晚又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回家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父亲原本是不属于工厂的，就像我的婆婆，她原本是不属于王坑的。他们两个是原来在宣平县委时候的同事，都曾经是穿四个兜的小干部。

但我的父亲我的婆婆又都同样来自于广袤而贫困的农村。所以每当我提起我在深圳制衣厂打工的辛苦的时候，他们罕见的同仇敌忾的对我嗤之以鼻。

他们觉得我在小镇制衣厂和在深圳制衣厂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换了个地方上班而已。而且有班上有钱拿，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生活啊？何苦之有呢？

生活就像海里的波浪，有时高有时低，一切都很正常。父亲说起他自己的人生故事总有一些轻描淡写。

“我22岁一个人去深圳，独在异乡为异客！”我有些不服气的说。

“22岁有什么了不起。我22岁都拎着脑袋剿匪了。枪林弹雨真刀实枪，什么时候掉脑袋都不知道。更何况你现在25岁了还吊儿郎当混在家里。”父亲眯着眼睛说。

“我在深圳上大夜班，夜里三点钟坐在钉扣机前钉扣子。生物钟紊乱，浑身冷的汗毛直竖。”

“上夜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农会里开会，打着火把一夜走三十里路。你下了夜班可以补觉，我们是日夜奋战。”婆婆同样咪着眼睛说道。

现在我相信他们真的是老同事了，你看连说话的口气都不差分豪。

我父亲是在街上碰到徐桐花，并且和她聊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