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 建议（下）（1 / 1）
奥地利就是个坑货，这就是李骁很坚定的认知。道理也很简单，没有哈布斯堡家族这么不会做人的，看看他们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系列神操作，充分诠释了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1848年革命中最惨的是哪个国家？法国和普鲁士虽然也受到了较大影响，但是基本盘稳定，没什么大事。尤其是法国不光负面影响比较小，反而借着拿破仑三世复辟以及后来克里米亚战争的机会，一雪拿破仑大帝战败之后的全部阴霾，还缓和了同俄国的矛盾，并且成功地提高了国际地位。
普鲁士也是如此，虽然国王被老百姓弄得有点丢面子，但是后面借助革命带来的正面效应，资本主义大发展，一步一个台阶，成功在19世纪晚期成为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
但是你在看奥地利人，同样是爆发了革命，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奥地利不光依靠本身的力量搞不定匈牙利和捷克的民族起义，被起义军揍得满头是包毫无办法。差一点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牙利和捷克独立成功。
可以想象如果匈牙利和捷克真的独立了，那所谓的奥地利帝国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紧接着什么克罗地亚、意大利甚至波兰人都要学习匈牙利好榜样，到时候偌大一个帝国真心就只剩下祖传的奥地利大公国这个基本盘了，几乎可以说是完蛋算球。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尼古拉一世这个奥地利人民的老朋友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不求回报不计代价地帮助哈布斯堡家族平定国内的反叛独立势力，将岌岌可危的奥地利帝国从悬崖上拉了回来。
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也只有当年路易十六援助美国独立战争能与之媲美了。按说这是力挽狂澜恩同再造的大人情，奥地利人或者说哈布斯堡家族怎么也得念尼古拉一世和俄国人的好处，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尼古拉一世为核心的神圣同盟周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比海深吧？
但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在尼古拉一世跟土耳其开战，再次大兵进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之后，奥地利人的选择是观望中立，拒绝跟尼古拉一世保持统一战线。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要同时面对世界英法两强，不能那么冲动，保持中立也是合理的选择。可是奥地利人的这个保持中立让俄国人让尼古拉一世恨得牙痒痒啊！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普鲁士也是保持中立，可普鲁士人这个中立就是真中立了，并不为难俄国，甚至还充当俄国和英法之间沟通渠道的作用。
而且普鲁士保持中立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在普鲁士同奥地利闹翻的时候，俄国是向着奥地利的，硬是逼着普鲁士人签订了《奥尔米茨条约》，所以普鲁士人一肚子火气完全可以理解。
而奥地利人这个中立简直就是背后捅刀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奥地利人在宣布中立的同时，就往特兰西瓦尼亚以及俄国边境线上驻扎了数十万大军，一副虎视眈眈的随时准备让俄国好看的架势。
这哪里是保持中立，完全就是坑人好不好。反正当时给尼古拉一世气得吐血，因为俄国一面要应付英法在克里米亚的登陆，一面还要在俄奥边境上维持庞大的军力应付奥地利人的挑衅。也就是说俄国就算有十分力也只能使出五分去对付英法。
这尼玛是神圣同盟的小伙伴？是恩同再造的恩人？反正从那之后尼古拉一世就直接给冬宫里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油画背面写上了卑鄙小人几个字。可以想象尼古拉一世当时有多么气愤。
所以说，神圣同盟的破裂完蛋奥地利人是居功甚伟的。当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尼古拉一世死后，在普奥战争中，俄国人也报了一箭之仇，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关系万分紧张的时候，奥地利问俄国的态度，亚历山大二世的回答是俄国将严格保持中立两不相帮。
然后奥地利人就以为俄国无意帮助普鲁士，结果战争一爆发，奥地利人才发现俄国突然在两国边境集结了数十万大军，好嘛，这不是坑爹么！
结果奥地利大使质问的时候，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回复都是：“我们不是过是学习你们当年的做法，你们当年是怎么保持中立的，俄国现在就怎么保持中立！”
反正从那以后俄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从在一个战壕里奋战的小伙伴变成了生死仇敌。根子其实就在克里米亚战争，如果不是奥地利太卑鄙太无耻，把俄国人得罪死了，19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格局走向真的很不好说。
但就是奥地利人这么作，导致神圣同盟彻底覆灭，导致俄国对奥地利彻底死心和仇视，然后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冲突和矛盾是一日比一日剧烈，最后终于在萨拉热窝的那一枪之后全面引爆，最后导致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以及德意志第一帝国都轰然倒塌，真心是没有一个胜利者。
当然，这些跟李骁毫无关系，他只需要告诉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奥地利人靠不住完全就是白眼狼，虽然现在没办法将脑袋被门夹了的尼古拉一世拉回来，让他别管奥地利的死活，那至少也不能像历史上那么蠢，白白帮了奥地利人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乘着这个机会至少得让奥地利人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问题上做出让步，让俄国合理合法地掌控两公国才是上策。
所以李骁建议道：“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彻底地剥离，让其独立，这既从名义上满足了瓦拉几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的独立要求，正好用来堵英法等国的嘴。”
“然后扶植亲俄国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大公国，最好以立法地形式确立我国对两国的特殊关系，允许我国在两国驻军和享有其他特别权力，这应该是我国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