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 四 十 章：无奈讲经（1 / 2）
（本章讲解古代哲学、讲《大学》和《中庸》，不喜欢的朋友可以跳过。）
关于“尽”的阐述，殷清风有所保留。
他没说，人的心态和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探究出的结果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他也没说，通过什么方式去探究。
礼佛、崇道、尊儒是一种手段、游览名山大川是一种手段、深入市井生活是一种手段...
听起来有些像修真小说里的情景，但真实就是如此。
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要建立起来，就要饱览群书。想要自己的体系成熟，就从大自然当中体会、从生活琐事当中反思。
眼下，如果殷清风真的把这些向燕敬嗣一一说明，恐怕就是一场哲学的辩论了。
中国古代哲学分“先秦的百家争鸣”、“汉唐的儒释道三玄”、“宋明清的儒学”、“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
从魏晋以来，因为长久战乱的缘故，本来在两汉时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变成了释道儒三派哲学分门对抗的格局。
道家哲学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
道家有三大分支：以黄帝和老子思想为核心的黄老学派、以老子和庄子思想为核心的老庄学派，以老庄学派加《周易》为核心的玄学派。
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存在的黄老学派，因为采纳了阴阳、儒、法、墨等学派的观点，主要侧重技术发明和政治思想。
先秦之后，每个发明家都会自豪的说，他们是儒家子弟，而不是杂家或墨家。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学派认为君“无为”，臣以法律手段治理而“有为”。
君主不要对百姓有过多的控制与干涉，给百姓以更多的生存空间，以使社会恢复并保持和谐与秩序。
黄老学派也意识到，仅靠“君无为”并不能保证社会秩序正常，必须要采用法律的手段维护。
到东汉时，黄老之术与新产生的谶纬之说相结合，逐渐演变为自然长生之道的道教来。
老庄学派重视“不言之教”，反对礼教的虚伪性和反对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伦教育，提倡自然主义教育。要求摆脱经验知识的束缚，实现对自然本身的直觉体悟，通过学习自然而返归与保全人的素朴本性。
与黄老学派的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治理，老庄学派更注重个人的身心修养、清静无为，信奉我命在我不在天。从而衍生出胎息、辟谷、导引等养生功法。
在现代，那些整日躲在终南山等深山老林修炼的道士，以及修真小说里的修道士，大多来源于这一派的思想。
玄学又称新道学，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要玄妙，行事要雅远玄远旷达。
玄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指以孤立、静止、片面、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看待万事万物，进而夸大主观作用的思想。
所以，后世人称玄学者是一帮坐而论道之人。
儒学的世界观，第一是对天的理解，第二是确定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天”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范畴，“天”既“天道”。“天道”又简称“道”。
从后世研究古人的“道”来说，儒学与道学，以及诸子百家的区别，就像《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一样，在于认知、求证的方向和结果不同，他们追求和探索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儒家认为，“天”作为实体的自然界，其意义主要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的对象与源泉；另一方面，就“天为至善”的理想境界而论，“天”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了终极目标和典范。
认知“天”、探寻“天”、达到“天人合一”，是儒家永恒的的追求。
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指，一个人尽全力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就能与天地存在的意义同样伟大。
佛教的哲学大体可归纳为“缘起性空”四个字。
所谓“缘起”：认为世间上的事事物物，既“一切有为法”非凭空而有，也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靠种种因缘条件和合才能成立，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本身也就归于乌有。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因果定律，称之为“缘起”。
所谓“性空”：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本性是空的；如果自性不空，则不能有，这就是“真空生妙有”的意义。
作为一个普通人，哲学既在我们身边却又晦涩难懂。若是按照唯心主义和唯物理论来区分释道儒三派学说的话，理解起来就相对简单一些。
黄老的无为而治、儒家的三不朽这些可以看做是唯物理论思想，其他的可视为唯心论。
唯物和唯心理论思想，没有谁好谁不好，谁好谁更好的区别，只是认知万事万物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当然，出发点不同，得到的结论就不同。
作为一个普通人，能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就可以了。
只要人生有目标的活着，就能对个人对家庭负起责任。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活着再累，心是无愧的、是有动力的、是能创造奇迹的、就是有意义的...
《论语》里有句话很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首先要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才是前提。
殷清风会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去梳理各学派的思想，进而尝试在唐初就建立一套他认为合理的思想体系。
燕敬嗣问的“尽”，可以从释道儒角度分别阐述，也可以按唯心唯物去辩论。
但他和绝大多数古人一样，做不到站到整个儒学体系之上、之外，以全局的视角去解读儒学。
所以，殷清风浅尝即止，不把话题往深里讲。
出乎殷清风预想的是，燕敬嗣在得到他的承诺后，又问道：“当初敬嗣的阿耶在传授敬嗣《礼记》时曾说道，《大学》之义概在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敬嗣虽通读《大学》多年，对此句仍有不解之处。今日得见殷侯，还望殷侯不吝指教。”
殷清风不愿意和古人打交道的原因，便是头疼这古人掉书包，句句不离子曰子曰、之乎者也。
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礼记》，后来被称为《小戴礼记》；戴圣的叔叔戴德所编的《礼记》被称为《大戴礼记》。
《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从《小戴礼记》中分离出来的。
在宋朝之前，唯有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等少数人愿意死扣这部典籍。
到了南宋，朱熹将其收于“四书”之中，才一跃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及明清时，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又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要材料。
也就是说，《大学》在儒家体系里的思维，是朱熹活生生推上去的。
站在后世的角度来说，把《大学》和《中庸》从《礼记》里分出来，又把《大学》作为四书之首是有道理的。
对《礼记》的第一个定义是：它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