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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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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言官的制约。

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包括律、敕、令、格、式,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宜的法规,对于皇室、外戚、宦官,也有多种家法管束。

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

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

皇帝憋屈,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小七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

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

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以他的经营手段,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

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又关了他们禁闭,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

同时对于安排后手、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黄青决定,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

他出声道谢,说的可怜兮兮:“多谢陛下关心,有了您的庇护,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

姑祖父您不知道,最近家父家母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深怕半夜醒来,宅子里又失火了……”

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好啦!不必如此惺惺作态,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

提到生意,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

这个问题他最近几天确实一直在思考,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准备拿来劝解黄青。

“小七,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切不可本末倒置。”

黄青撇了撇嘴,不屑道:“商贾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

仁宗很不开心,斥责他:“不要妄议朝中官员!”

又苦口婆心道:“之所以说商贾奸滑,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如果朝廷鼓励商业,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士人无心读书,百姓无心耕种,这绝非国家之福。”

黄青不敢苟同:“姑祖父,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

我曾听闻,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奉行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

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

能没道理嘛,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说的。

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

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

他说人有常性、常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跟现代人理解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类似。

只是当时的读书人还信奉“君子固穷”,意思是哪怕我再是穷逼也得以坚强的定力,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感,不为利所动。

这也是义利之辨的核心冲突,到底是“义在利之先”还是“利在义之先”。

黄青不想挑起文化纷争,宋代的读书人都爱较真,真挑起义利之争。那好了,啥事都干不成,说不定还会演化成党争,那时一帮朝中大臣就会啥正事不干,整天都琢磨怎么给对方扯后腿。

现在他向仁宗解释的,仅是以商富国的道理,主要讲述怎么以商业手段,让各方都受益。

仁宗皇帝听了他的想法,皱眉道:“如果要做到商业兴旺,需要大量的钱——也就是你说的资本流通起来,可我大宋一直处于钱荒中,根本没办法实现你的想法。”

黄青笑道:“说起钱荒,大宋真的缺钱用吗?不,在我看来正常使用的钱是肯定不缺的,只是这钱都让大户们囤起来了。

朝廷采铜造钱,几经周转最终都会流到大户手里,大户们又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只好把钱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造多少囤多少,钱都不流通,所以就有了钱荒。”

仁宗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但这是死结,你不可能拿刀逼着大户们把钱交出来吧,那不成土匪了?

黄青明白仁宗在想什么,解释道:“所以孙侄儿在想,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户主动把钱拿出来。”

“主动把钱拿出来?”仁宗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他太知道那些大户们的德性,都是属貔貅的,只进不出,他摇头道:“大户们又不是傻子,怎会主动把钱拿出来。”

“这就是侄孙儿刚说的,用商业手段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黄青详细解释:“比如我家的香皂,如果推广到全国,那么大户们每月至少要花几贯购买。

十万个大户每月就会拿出几十万贯的铜钱出来流通,而这些钱我又通过购买原料、发薪酬,流入到养猪的百姓、劳作的佣工手里,百姓们拿到钱后又会买吃穿用度的东西,钱就这么流通起来了。

朝廷每年也可从这些流通的钱里收到至少几万甚至十几万贯的税收。岂不美哉?”

看仁宗没太在意,也是,几万十几万贯,对于大宋每年几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来说,确实不值一提。

黄青加码:“陛下,这还只是单一的商品,如果有十种日用商品,年税收会在百万上下,百种商品就能达到千万。千万贯啊!”

闻听此言,仁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

其实黄青又在偷换概念了,不是所有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属于消耗品,同时又有这么高的适用性。

仁宗也很快想到了这点。

不等他询问,黄青继续忽悠:“至于其他商品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头绪,但还没有真正的成型,陛下也可以召集一些能工巧匠琢磨这件事。”

黄青想先改变最上层的观念,让大宋有研发创新的思维。

可惜,仁宗有些不以为然,黄青虽然说了一些商业的好处,他也认可。但他仍旧认为这事有些不切实际,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让所有大户都愿意掏钱的商品?

见此情景,黄青决定继续给仁宗洗脑,先从根子上贬低传统单一的小农经济:“陛下,从三皇治世到秦一统六国,再到汉唐及我朝,历朝历代都在重农抑商。

导致的结果就是靠天吃饭。百姓的生活水平、物价、国家的强弱,都是由年景来决定的。年景好,则物贱、民安,国有库余;年景不好,则物价腾涨,民饥国穷。

而这也让不管是穷人也好,富人也罢,还是勋贵官宦,所有人在有了钱之后,都会置地囤钱,因为没有其他渠道盈利。

这又会导致土地兼并严重,毕竟大户囤钱多,抵御天灾的能力更强,那些抵御不了天灾的小民只好把地卖给大户,投身当佃户。

大地主们可不会在乎佃农的死活,地给谁种不是种呢?

这又会变成一种情况,那就是灾年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化身为匪,当匪越来越多,就会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形成席卷州县的兵灾。”

这话让仁宗深吸一口气,他想到了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不就是喊着“均贫富”的口号,席卷了整个川峡地区么。

这场起义的规模虽限制在川陕四路,但影响却很大,五十余年过去,而今仍陆陆续续有起义农民喊着这个口号,杀官造反。

仁宗对此不得不重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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