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岁的纠结（1 / 2）

我们小镇位于瓯江发源地，东西两溪环城逶迤蜿蜒，生生把小镇勾勒出一个葫芦型来。有那贪恋水的温柔忘了回家的孩子，总会被母亲追着耳提面命：“玩水，玩水。看你哪一天就掉到河里落了温州”。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被潮流挟裹着前行，个人在时代面前想要反抗就像螳臂当车，有些自不量力。就像卫红去温州，就像我去深圳。

1992年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要离开小镇去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我会像我母亲希望的一样，留在父母身边，做个承欢膝下的乖乖囡。

卫红也一样，因为她家只有两姐妹，在那个多子多福，提倡英雄妈妈的时代，略显门庭冷落。虽然江浙一带有点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家里的女孩子能干的不少，掌握家庭财政大权的也是女性。可是一个家庭没有男丁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她早早的听从父母安排，招了个女婿进来顶门立户，最好尽快生个孩子是带把的。

卫红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是这样设想的，家里养着几头猪，自己跟着舅妈搞副业穿棕板赚活钱。新婚的丈夫顶替母亲在责任田里忙碌，母亲带孩子，父亲工厂上班，举全家之力供养剑红。

小她两岁的剑红今年暑假刚参加完高考，也许因为女孩子特有的紧张情绪，没能金榜提名。家里父母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在父亲工作的五金厂找个活干，也许做上几年临时工，等父亲退休了就可以混个正式名额。

卫红对于剑红去工厂的事情是持反对态度的，她直着嗓子说“当年我初中毕业你们也说让我进工厂，问了一年都没有准信。我只能在家养猪穿棕板。我没有脑子读不好书，我认了。现在剑红高中毕业你也让她进工厂，且不说去不去的成，转不转的了正。剑红读书好，再复读一年，考个大学像隔壁周老师一样教书不好吗？”

卫红作为长女，在家里面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于是剑红又重新回到教室，开始了复读生涯。

1992年，这是一个有些慌乱的年代，就好像春天来临之际的田野，一声惊雷，仿佛一切都苏醒了。

农民离开了土地，工人离开了工厂，人潮像蚂蚁搬家一样的从山村到小镇。小镇到县城，县城到市里。反正每一个人都往更远的地方去前行。也许远方代表着希望，在远方，除了金钱还有诗歌。

这样的离开，这样的进城潮，有些是自己争取，有些是被迫离开。

卫红去温州的理由很简单，穿棕板一个月只能赚到4元钱，家里的猪一年出栏两头估计3元。而小姐妹在温州组装一次性打火机，1厘钱一只，多劳多得，有个小姐妹一个月就拿到了18元。她是奔着钱去的。

而我的离开呢，就有些被迫和无奈了。作为小镇里稀缺的居民户口，吃粮站供应米，买过144元一斤米的“最后的贵族”。最开始按照劳动局待业青年分配制度分到制衣厂，日子是过的浑浑噩噩的。

在那个工厂里，我虽然有一点婴儿肥，但追求我的人也不少。不过吸引我的是那个戴着眼镜长的帅帅的小机修。他的家庭情况和我差不多，我们的父亲母亲居然都是同事。

我那时候的机修男朋友喜欢显摆他游龙矫健的字体，经常找一张白纸抄诗给我。比如说“世界啊，在你的脚下有1个呐喊者。我就是那第11个。”

又比如说“我愿意在你身边站成一颗树，只为等你的花开”。

年轻的时候不懂为稻粱谋的艰辛，他偷偷塞给我的小纸条经常弄的我脸红心跳，似乎找到了恋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