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南京镇守（2 / 2）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几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宣德三年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宣宗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明宣宗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bj，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明宣宗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欢(死于1439年或144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欢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bj，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明宣宗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蒙古军队。

后来明宣宗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明朝军队在薛禄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明朝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欢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欢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

明初洪武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据点有亦集乃旧城、镇番卫、宁夏卫、东胜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开平卫(兴和所)、大宁卫、安东卫及吉林船厂。朱棣登基后将北平行都司山后除开平外、丰洲滩东胜卫所尽数废除，但永乐依然掌控及巡逻上述地区。到了宣德时期，朱瞻基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致使明朝边防出现漏洞。朱瞻基对于游荡在河套的脱欢人马及南逃的阿鲁台细心抚谕，对于受到阿鲁台打击而南迁放牧的兀良哈给予默许，对于被袭击东走的海西女真给予漠视，对于驱逐瓦剌的明军军士给予呵斥。明朝前期撤离阴山边疆后，蒙古草原内乱的失败者不再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这一军事空虚地带，最先进入这一地区的是宣德后期在与瓦刺战争失败的鞑靼阿鲁台。对于阿鲁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鞑靼占据阴山南疆的政治事实，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政治边界由此明确起来。在瓦刺、兀良哈压力之下，鞑靼残部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不断西走至甘肃境外，从而彻底打通了阴山边疆，将之转变为蒙古各部来往通畅的“阴山走廊“。

哈密卫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赍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址，罪不可容。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址，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苏，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剿之。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张志淳在《南园漫录》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把朱瞻基描绘成一个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手册《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

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