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2 / 2）
我不确定自己的建议是否起作用，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劳动仲裁案的获胜方多数是劳动者，这种概率学上的心理优势使他们对搜集证据的工作感到乐观。由于报酬少，闵浓很少接这种仲裁案，律师只会象征性地收一些咨询费，然后催促劳动者在得到一定的赔偿后迅速结案。冷冰冰的法律机器在办公室里运转的声音有些刺耳，相比而言，室外的寒风会给人以暖冬的感觉。一位同事告诉我，事务所更偏向于为企业辩护，帮助企业裁员、股权激励和处理薪酬方面的纠纷，程序和时间越复杂回报越高，资方更愿意把补给工人的薪酬交给律师。
我对痛苦的反思逐渐产生耐受性。我开始担忧自己变成一架法律机器。只有同情心和好奇心还在撕扯我的灵魂。午夜我会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梦中相聚。我睡得不够沉，呼号的北风时常把我从睡梦里唤醒。有时我会吃安眠药，但仍旧睡不沉，除了爱做梦以外，醒来时整个人都很疲惫。不久，我的短篇小说登载在柴思榕做编辑的《渴望》杂志上。但是那些诗迟迟没有消息。也许它们不像以前那样尖锐，所以才不会有人喜欢。我在家里的时候不被允许吸烟和喝酒。我和春晓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活着，彼此相对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她像是遭遇到一场巨大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仅仅是那封信以及我冷漠的回应。我想我们需要在某一刻敞开心扉交谈或者谈判。但电话总是在某些不适宜的时候响起来，我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
吴奕卿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仲裁委员会办事大厅和五名工人检查刚写好的仲裁申请书，在主张的赔偿数额上争论了一小会儿。那个烟草味的下午，我一直感觉到深深的倦意，偏头痛使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刺耳的来电铃声像一支箭射在我身上。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换了住址、换了工作单位还换了电话，是在逃避什么吗？”她冷漠又傲慢的语气没有任何改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我感到困惑。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就把那些诗发在杂志上，我只想把稿酬还给你。”
不必了，假如你还有点仁慈之心。我无意识地拿着笔在草纸上涂涂画画。看着身旁的人们把申请表和复印好的材料交给工作人员后露出如释重负的笑。他们轻声同我道别，回工地等待命运的召唤。我在听她说对那些诗的理解。
“我爱上了那些诗，尤其爱你写李靖在吐谷浑的河谷之战的那段。每天早晨我都会读上几句。可是我没有把它发给杂志社。我要把它留在身边。它奇妙得像是一部法国电影《卡蜜儿·克劳岱尔》，一个诗句对应一个镜头，可惜直到夏天过完我才爱上它。”她说话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像是刚喝过一整瓶威士忌。可是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写过将军征战的长诗。即便写过，也只是关于马援和赫克托尔的一板一眼的格律诗。记忆碎片像是一枚枚洁白的大理石块，探险家会把它们雕琢成路标，整齐摆放在路边的泥沟上，而多心的女人会把它们带回家里，打磨成受供奉的寄寓灵魂的神像。我不记得自己写过让人惊讶的玩意儿，我的记忆早已失真，况且我不能回到大学时代，不能从蓝楹和圃薇的眼睛里还原当初自己的形象。那是个干瘦的怪异的青年，与规矩的校园生活格格不入，时不时产生一些糟透了的念头，却又没有勇气践行它们。我懦弱地接受了规矩生活的戒尺，然后睁着血红的眼睛回过头瞧它。
当她的语气不再那么不可一世的时候，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动听起来。我在听她说话的同时，也在记忆的碎片里寻找细致雕琢过的大理石。她谈到自己如何理解“青铜色鸬鹚”、“半夏的块茎”、“鬓霜的诅咒”等意象，谈到纠葛于女人、马匹与长矛的孤胆英雄，谈到诗歌对色彩表现和植物种类的近乎偏执的热情，还谈到蕴藏在长诗背后的叛逆、爱恨和恐惧。我没有认真听，我仍在画速写，可是不知道究竟在画什么。也许隔着玻璃的办事窗口，也许是一个战马槽子，也许是掉落在战场上的英雄铠甲。我躲在黑暗里窥视晦暗不明的交界线。我告诉她，我在窥视那条永远在移动的交界线，我等待了二十多年都没能等到它停下来的时刻。我所写的只为描绘它，描绘它的存在和影响，仅此而已。仿佛我生来只为看见它，我多么希望我是巴尔蒙特，太阳能从采光不好的客厅窗户上照射进来，并且恰好照在我的脸上。
我充满歉意，我并不是诗中赞颂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怯懦者的想象，一个做梦者的挣扎，一个处于晦暗之地的夜虫的低吟。寒风推搡着旋转门，扎紧的领带使我喘不过气，亨德尔的清唱曲从大厅深处的科林斯石柱和三十级台阶处徐徐而来，像是一阵被紫浆果染色的风。你所谈论的只是意象，它自从被创造出来就不再属于作者，他已经退场了出于羞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下雨天乡下的道路泥泞不堪，只有完全无法挪步的时候我才不会去看池塘里的水仙。干涸的井底沉睡着蛇和蚂蚁，杨树下面埋着红泥捏成的战车。这一切都只在灵感造访时浮现在脑海里，不久就悄然褪色，直到一道道的火车鸣音从远处传来，搅乱继续创作的热情。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理解乡下和稚嫩的过去，你会认同我的看法，那些诗中的描绘仅仅出自怯懦和悲凉，它们和我的生活一样无根飘摇，我耻于曾写出它们，好在此刻的我已经从中挣脱出来。
她对我意外的剖白深感意外。她的语气有些颤抖，像是被什么利器刺伤了，她或许在利用沉默的时间思考如何不失礼数地挂掉电话，因为急促的呼吸声从电话这头传到那头，又从那头传回这头。她的呼吸声让我想到蓝楹，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自己在跟蓝楹打电话。我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就匆匆结束了这番交谈。离开办事大厅时，我把那些速写画丢进了垃圾箱。
拆迁迟迟没有进一步行动。屋里的寒气使人无心做任何事情，我们缩在暖桌里吃橘子。电视里播放着网球比赛，对面住户家的喧闹声令人不悦，但萧瑟的气氛使我们表情严肃、相对无言。春晓在打量着乐谱，她的摄影爱好在某个月忽然停下来，尽管她寄往摄影杂志的两百幅作品中有三幅被采用，但她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她依然执迷于为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布景，仿佛室内的每一种物品都准备好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素材，为此她偏执地要求我穿亮色调的家居服，在室内走动的时候，她会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投射在墙上的落日余光。我们之间的话题从这一年夏季就用光了。也许更早，也许在她外婆的墓前我们的谈话就不再浓情蜜意。她妈妈的干扰不过是热情消退的借口，可是我的焦虑没有片刻削减，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我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想我们该换一个地方生活，歌舞团附近有一些便宜的公寓。”她语气冷冷地跟我说，这是七天来她第一次主动和我交谈。我没有作声，像是没有听清她的话，直到手机铃声响起来，我才像是苏醒过来，走到阳台上接电话。
毫无意外，是吴奕卿打来的电话。她要求次日正午在美术馆门口见面。我对见面的地点怀有顾虑，就提议在美术馆对面的小商场里碰面。我为自己轻率地赞成这次无意义的见面而懊悔。
春晓看着我无精打采的眼睛问我，是否接受换一个地方住的建议。我别无选择地点点头。然后怪异的回忆从脑海灌注到眼睛里。我的视野里出现一幕幕正在上演的话剧，搬桌子和拉幕布的青年从我身边经过，我甚至能闻见一点点雪松木香味。我恨这个时候再响起什么音乐。扭捏作态的歌手以聒噪的嗓音赞颂虚无，赞颂世间不存在的东西。她又问我打来电话的人是谁。显然她觉察到了我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自然。我说是一个去年结识的拍摄电影的女人。她没有追问下去，她意识到了自己语气的冰冷，就换了一种伪饰的温情的口吻，问我愿不愿意在歌舞团东面租一个住处。我没有理由拒绝，尤其是在无力购房的当下，我事实上早就被捆缚住了手脚，对生活问题不再有讨论的兴趣。
当我走进商场的时候，看见吴奕卿在一家果饮店的玻璃橱窗内坐着。她戴着深蓝色的线帽，身穿一件宽松的青色呢大衣，木桌上有一个盛满橙子和苹果瓣的果盘。她像一滴挂在点缀着圣诞节图案的玻璃上的彩色雨点。和上次见面有所不同，她的容貌发生了一些变化，栗色头发从线帽里露出来，锐利的眼睛反复打量着我，嘴角不再有轻蔑的笑容，隔着木桌我没有闻到雪松木香味。我们漫无目的地交谈，随心所欲地说话，像是面前的人根本不存在一样。“晚些时候我们去漫游者酒吧喝酒，威士忌和琴酒卖一样的价钱，还能在吧台前抽烟，瞧一瞧充满青春活力的男男女女。”她中断了自己提出的话题，也许她受够了我心不在焉的回应。出于礼貌，我必须坐在这里，等一杯甜得发腻的糖水，还要在规定时间返回冰雪谷大厦。使我惊讶的是，她曾经的蔑视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我一年前在酒吧认识的女人是另外一个人。在关于短片拍摄的话题结束前，她还开了一两个玩笑。“我最终选择用动画片的方式讲述我在象棋小区的见闻，而没有使用你真实的脸，我忍受不了你眼睛里复杂的内容。”她以为我会发笑，因为气氛已经烘托到发笑的时刻，然而我认真地反问她那些复杂的内容还在哪里出现过。她认为我故意刁难她，认为我的表现充满敌意。可是我不是刻板的人，她清楚这一点，她所无法理解的是我的敌意缘何经久不消。
“你像个灵魂烧完了的骨架。”她低下头，避开我询问的眼睛。恐惧取代生活的热情占据了你的内心。她说话的时候仍旧在拨弄手里的剧本。我警觉地看着她的眼睛。那里有一眼泉水，手表指针在手背上一遍遍催促我，颤抖的手指推了推怯懦的圆框眼镜。“傍晚下班后再见面吧，如果你有时间。”我匆匆离开商场，砰砰的心跳声让我来不及细想正午交谈的内容。我记不起来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从她嘴里冒出来的两个字——恐惧。我逃回冰雪谷大厦的时候时间已过两点。我因迟到被罚款。同事们在电脑前一边打字一边讨论。我的脑子里仍然只有那两个字。我正在滑向蜕变成法律机器的路上。我在接客户电话的时候一遍遍暗示自己避开正义烈火的炙烤，避免提建议，尽一切可能将客户拉进会客室，哄他签下一份律师委托合同。我所做的工作不比多客更轻松更高尚。唯一不同的是，我不需要在几栋楼里兜兜转转寻找潜在客户。我接手的工作看起来无穷无尽，但它们并不是我恐惧的来源，因为某个时刻——今晚、明晚或者后天晚上我总会找到一种可行方案让事情出现转机。我像走钢丝一样处理手头的诉讼案，发生争论的时候我就全情投入到一个争论者的角色里，但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真实的模样，我不想做这种辩论表演。这个冬季的办公室里，人们不再讨论股市。股票暴涨的行情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之久，许多人经此腰缠万贯。到这年冬季，热闹的局面暂时冷却下来。细细回思，早在入秋的时候，办公室就不见有人讨论股票的事了，只有关于房价的讨论永远停歇不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讨论，从办公位的过道里穿过，跟几名同事确认委托合同上的名字。
我们在漫游者酒吧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确认合同和开会耽搁了一些时间。吴奕卿没有等在吧台，而是坐在一间日式包厢里。酒桌上放着一瓶琴酒、一枚花瓶和两个酒杯。我对喧闹的酒吧有这样清幽的榻榻米包厢颇为意外。“你不是喜欢灯红酒绿吗，怎么坐在这里？”我把皮包和棉衣挂在衣架上，坐在她对面。做旧的木桌纹理反射着薄暮般的灯光，那柔和的橘光照在她脸上，渲染着她原本就有的醉意。她给我倒了半杯酒，苗条的女侍者端来一盘烟熏香肠和土豆泥。我没有和她交换眼神就吃了起来。土豆泥吃过一半，我开始慢慢饮酒，我皱着眉头咽下半杯后才观察她的表情。她就那样一直盯着我，既没有动筷子也没有倒酒，也许她早喝过几杯，在发起冲锋前布好作战阵型。我侧过脸瞧了瞧她的面容，所幸上面没有盘踞着傲慢的神色。我想要一份加丝瓜条的鱼肉，侍者说只有糖渍黄花鱼。“黄花鱼还能糖渍？”我饶有兴趣地问。侍者说是用黄桃罐头做配菜调制的，上面再撒上芝麻和罗勒。我点了一份，又倒上半杯酒。
“你不顾及娇嫩的胃了？”奕卿终于开口说话。我摇摇头，我试过无数种药物和食疗方案，也没能缓解胃病的折磨，喝一杯或者不喝都不影响晚间的疼痛。糖渍鱼的味道比我想象得要好。我在等奕卿说话，可是只有包厢外的喧闹声断断续续地传来。时间像是回到一年前，回到那些湿漉漉的阴冷夜晚。汽车溅起的污水洒在盲道上，推自行车的女人戴着黄头巾和我擦肩而过。那时我在深陷在美好婚姻的幻想里，我幻想春晓在毕业后会马上和我步入婚姻殿堂。幻想停留在原地，我敏锐地感觉到灿烂的美梦与我越来越远，说不清什么时候这些美梦将彻底消散。想到这里，我又喝完半杯。奕卿问我喝这么多酒的意义在哪里。我说没有意义。
“那么生活也没有意义，是吗？”她对我敷衍的回答有些恼火。我揉了揉额头，像是思考一道解法繁琐的数学题一样犯难。我绕开了她的问题，问她最近是否有拍好的影片。她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一部五十分钟时长的短片正在审核，过审以后可以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一部描述街巷生活的没有矛盾冲突的短片。拍摄地点在都御史路附近的老巷子，紧靠着荷花潭，妇女们在荷花潭边洗衣服，光滑的石板路上总是湿淋淋的。我在那附近拍摄了一个多月，后来为补镜头又拍摄了半个月，杀青后将样片交给电影审查机构，很快就会有结果。”她拿起筷子尝了尝黄鱼，往杯子里倒了一点酒。我向她询问导演和拍摄影片的技巧。她说这需要一个系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最重要的是你要每时每刻做好对镜头语言的捕捉，每时每刻都把自己的眼睛当做摄像机，为有趣的镜头构思故事。”
“难道不是先想好一个故事，再组织拍摄工作吗？”我疑惑地问道。
“一般如此，但我先感受镜头的画面，再思索故事。”她拿起酒杯小酌一口，饶有兴趣地说，“早晨和晚上，世界呈现给人的画面最唯美。也许是早雾和含蓄的阳光能让人产生想象力，光影构图时能制造更丰富的层次感，适合成为一个趣味故事上演的舞台。雾霾散去的正午，太阳照在来来去去的人们身上，他们在街巷的角落里抒发悲喜，这作为故事的结尾再合适不过了。一幅值得记忆的生活场景，比如这间日式包厢。”沉睡的热情似乎被点燃了，她走到门前拉开玄关，一堵象牙色花边纸装饰的墙壁出现在眼前，墙上有一面两尺见方的小窗，在廊灯下倒映着玄关内的景物。她的眼睛里蕴藏着热火似的光芒，后退两步，坐在转过身的我的身前，“一个开阔的方框套着一个适中的方框，最后是一个窄小的黑暗的方框。光的层次感从我们身前到玄关，再到走廊和窗户，形成一种富有层次的叙事结构。一个百转千回的浪漫故事并以悲剧作为结尾尤为适合。”
“你喜欢悲剧吗？不是传统的悲剧，而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悲剧，就像做梦者在自己的梦里遭受磨难却无法掌控不合逻辑的情节发展，醒来时将这些磨难遗忘，而在生活中重现摆脱不了的命运。我不精通命运，情愫和片刻的润泽会让人建造一个短暂的茧房，试图从纵情声色的幻觉里获取抵御悲剧发生的勇气，他们迷失在路上也陶醉在路上，迫使自己相信乐观主义者营造的胜利的错觉，只要茧房维系更长时间，这个错觉就能主导更多灵魂，即便悲剧如死亡一般不可避免地降临，人们仍然坚信自己生活在胜利的彼岸。”我低声喃喃道。
“我没有你这样悲观，不敢把生活定义为一场必然的悲剧。”她谨慎地坐回去，脸上带着不易察觉的笑容，“在我身上受主导的是新奇感和遗忘相叠加时的愉悦，你会收获新朋友、新画面和新故事，陈旧的东西逐渐从生活中隐去。有时需要一场仪式，展现叠加和隐去的过程，我无意论证这是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我在观察风物的时候必须摒弃逻辑的影响，美是超越逻辑的，有时无关逻辑和善恶。我不需要美的剪影和片段，我无法理解你对油画的钟爱。美必须是鲜活的，是一个被光晕赋予灵魂的流动的过程。”
悲观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的最真实的感受。生活总是向无序和衰老的方向流动，唯独不衰老的只有被赋予精神价值的静物。长满石榴树的河谷上长期停泊着一艘青色渔船。低沉的青色像是冬季傍晚的天空。我曾在那条无人的船上度过一个夜晚，我想逃离家乡，因为那里对我意味着陈腐、贫困和羞辱。我第二次出逃的年纪不大，不足以使我适应陌生的环境，况且没有通车的土路和旧年鬼怪的传闻也困扰着我。在船上的夜晚，我在船上欣赏夜景。河水有一种独特的枯叶味，野鸭子在河对岸拨水，星星完整无缺地挂在头顶上，只可惜没有光。那时我看见一团黝黑的景物在彼岸，晚风把木栅栏围着的月季花香一阵阵带到充满鱼腥味的船上。那时我还没有感受到饥饿和孤独的威胁，我只需要一点点灵感就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篇。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水面上挂着一层浑浊的雾气，河对岸只有浅灰色的野草，羊群沿着河谷向南走，带来一股弥漫膻味的烟尘。我被饥饿困扰，可是仍然决定向南跋涉。南面有一条灰白色的石桥，曾在灌溉的季节被挖开过，倘若挖开我就不得不向西多绕十里路才能到达对面。在饥饿和疲倦交织的一整天里，我一直期待自己的苦行能带来一点报偿，哪怕是道德上的报偿也好。我相信自己的苦行是一次有意义的正义的行动。当我到达对岸并沿着坎坷的土路向南走了三十里，而我实在无法迈开腿脚的时候，天色终于黑了下来。我身边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村庄。我以为我走出这么远能抵达县城，然而我甚至没有看见一支路标、一条沥青公路。只有洁白的家庭信箱提醒我，我到了一个九石之外的村庄。我看见一座悬在高处的水库，周围有一群互相追逐的孩子。东面有一条通往河滩的路，尽头也许是另一个村庄。不再有河流的阻挡，可是景色越来越单调，棉花地、麦田、沙地、晒得发硬的淤泥。我向南走到夜晚，在夜色降临前吃了一些野菜充饥。我知道哪些野菜可以食用，即便如此我依然饿得头昏眼花，我迫不得已向另一个村庄的人求助，但他们以讶异的眼神看着我，就像看一头叫不出名字的小兽。屋子里的灯和煤油灯一样昏暗，也许仅仅只够分辨人和物品，懒洋洋的孩子躺在炕上摆弄蜡笔。我没有得到帮助。只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我一瓢干净的水喝。夜间，在草垛上睡觉的我被一条狗驱赶到河沟里，幸好河沟里没有水。我在当夜沿着河滩的方向向北走。我想体验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如果有绝好的夜景或者亮光，至少能安抚我第二次离家出走未遂的消沉情绪。然而我往回走的一路，除了吃苦还是吃苦，毫无意义的吃苦，我本以为无论什么样的苦行总会带来良性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一无所得，反而背负上苦行的精神诅咒，仿佛不这样就要下地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生活的悲剧性的经历。这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是遭受了一些斥责和皮肉之苦，可怕的是十天后，大我两岁的伙伴在西面的枯井中死去，他曾因恐惧他父亲的木棍而和我约定了下一次逃亡……
我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一直在喝酒，半口半口地往下咽，琴酒的药剂味一次次灼痛喉咙，使我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奕卿和我碰杯，以表达一种理解的情愫。她知道我不需要安慰，我本没有诉说的渴望和勇气，说出来只是追溯一种生活经验的来源。“我以为我能捍卫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哲学，使自己摆脱旧年沾染的恶习，然而事实上我没有生活得更体面。当我这样表述的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种世俗的荒诞的生活观念里。社会规则和生活环境迫使我顺从，如果我不想失去爱情和现代性生活的话。我使用‘现代性’来代替一种受我蔑视和批判的描述城市人群孤独生活的不想状态。当然这不只是利维坦和工业机器共同策划的结果。我不屑于讲述悲剧，这仿佛在向命运乞怜似的，我被生活的水浪推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我在青色渔船上睡觉和张望，如果不考虑流动的后来，那依然是值得回味的过去。可惜的是，那个年纪我什么都没有，背包里只有几枚玻璃弹珠和一把用来占卜的扑克牌，一本书都没有。那时我无从阅读福克纳、海明威和波拉尼奥，更别说里尔克和策兰了。”
“我从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来自哪里。我知道这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况且那时候我并不喜欢你。你没有讨人喜欢的性格，也许有点神秘感，但它浅薄得像是一层……速写纸。你这样的人天然喜欢写诗，这不让人意外，你对‘现代性’格格不入也很正常，不过你居然会速写画，还对油画满怀热情。”她笑起来，这种笑容我在哪里见过，这使我深切地怀疑她的灵魂是否被置换过，那轻蔑的表情究竟去了哪里呢。